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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转帖] 【人文】章启群：中国教育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打印本页]

作者: druid169 时间: 2016-3-28 07:20 标题: 【人文】章启群：中国教育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根据中央现在的经济发展战略，到2021年中国经济总量翻一番，即17万亿美元左右。皆时美国的年经济占有量是23万亿美元左右。中国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再到建国100年即2049年时，中国的GDP要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1]这将不仅是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历史天翻地覆之巨变，也是近百年来世界历史天翻地覆之巨变。整个世界格局会发生根本改变。而届时成为世界第一政治、经济大国的中国如何来应对世界，这是今天我们必须思考的很迫切的现实问题。

考察今天美国的情况，可能会让我们更为警策，更加清醒。除经济总量之外，美国在军事、科技、管理、教育、文化等众多层面均领先于世界各国。支撑这个世界第一领跑能力的当然是实力。而无论是硬实力还是软实力的背后，不言而喻是人才。从每年获得诺贝尔奖各种奖项的人数，以及世界科技新闻，就可以看出美国巨大、雄厚的人才实力。同样，在文化、体育、艺术、学术等方面，美国也具有巨大的人才储备。

人才由教育培养出来。人才的培养大约是三十年一代人。今日在校学生到2049年时则为中国社会中坚。从这个角度省察中国今日的教育能否为此承担历史重任，是刻不容缓的战略思考。

毋庸讳言，“新中国”65年的教育成就巨大，尤其是普及教育的成果，令世界刮目。然而，新中国教育原先存在的根本观念和体制问题，现在已经出现灾难性后果，而且积重难返。对于今天中国教育面临巨大危机，很多人估计远远不足。因为教育不同于政治、经济、军事活动，处理不当会马上产生后果，立竿见影。教育造成的后果大约三十年以后才能出来。教育涉及每个个体的一生，涉及群体的是一代人。所谓“十年树木，百年树人”，这句古训是人们总结的真理。我们现在出现的社会问题，根源至少在三十年前。而我们当前更严重的教育问题，大概到三十年后会爆发为社会问题。如果我们不能对于教育立即作出根本的战略性调整，则未来之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无异于羊入狼群，后果令人不堪设想。

尖锐的两大现实问题

1、庞大的教育规模后面是世界一流人才断缺

诺贝尔自然科学奖和菲尔茨奖是公认的当今世界科学水准的一个重要尺度。中国大陆至今无人获得这两个奖项，说明中国大陆现有的自然科学家属于世界一流的几乎没有。每年世界发布的十大科技新闻，至今也与中国无缘。这个现象常被人们提起，也成为国人的一个心结。然而，这还不是最坏的消息。反思一个特殊的现象会让我们不寒而栗：迄今为止所有获得诺贝尔科学奖、菲尔茨奖的中国人（包括华裔外国人）：杨振宁、李政道、丁肇中、李远哲、朱棣文、崔琦、钱永健、高锟、丘成桐、陶哲轩等人，都没有在1949年以后的中国大陆上过学。反过来说，1949年以后在中国大陆受教育的中国人数以亿计，至今却没有出现一个诺贝尔奖、菲尔茨奖获得者。

当然，中国科学家在某些领域（例如人工合成胰岛素）曾经与诺贝尔奖擦肩而过。而从事“两弹一星”和其他某些工程研究的科学家，不少应该属于世界一流，例如钱学森、华罗庚等人。然而，这些科学家都不是新中国培养的，基本上也都是欧美的留学生。

1949年后中国仍然不断派遣留学生，上世纪80年代后留学生更多。今日中国已经或曾经在海外留学的人员有3百万之多，归国者上百万。按照一般规律，一个人从事科学创造的黄金年龄是30~40岁。如果说1970年代之前中国教育受到政治因素的干扰，那么在强调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改革开放以后，从1977年恢复高考至今，培养的学生包括留学生达到这个黄金时段的中国人至少几千万。但是，其中至今仍然没有出现世界一流科学家。

简单归纳一下以上信息，我们可知：第一，中国人有能力成为世界一流科学家；第二，1949年以后我们自己却培养不出世界一流科学家。结论自然指向一个总根源：教育。

这就是钱学森不断提问的要害：为什么我们的大学不能培养世界一流人才？这个问题的严重性还在于，由于国际战略的因素，今后中国不可能从外国引进顶尖的科技人才，必须靠自己培养。像1950年代大批海外科学家归国的情景，是一去不会复返了。

可能也有极少数例外：陈景润的成就应该是世界一流。最近张益唐关于“孪生素数”证明的成果也达到世界一流。但是这两个个案不能从根本上回答中国教育在科技人才培养上的尖锐问题，即“钱学森之问”。

中国当前也在追赶世界科学技术前沿，航天和军事科技犹为瞩目。但是，这些都属于模仿和追踪，尽管是世界第二、第三，仍然不是领先。科技不能领先，成为世界第一政治、经济大国的中国何以应对世界？

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在哲学社会科学的绝大多数领域，占居最高学术地位的仍然是“五四”一代学者。虽然哲学社会科学每年都有很多“成果”，也有国家重大项目和课题，但是，其学术水平实在乏善可陈。少数学科例如考古学，由于新材料的发现而有所推进；经济学由于现实问题而拓展了一些新的思考和对策。但是在学术水准上，仍然没有重大突破。

反观今日之中国学校，尤其是大中城市，从幼儿园到大学，其规模之大，设备之新，可谓空前。全国“985”大学39所，“211”大学100多所，省市重点中学、小学更是无法统计。国家的教育投入虽然只占国民经济生产总值的4%，但比起当年的西南联大，甚至民国时期的北大、清华的投入，可谓天壤之别。此外，今日中国基础教育基本普及，文盲基本消除。从每个家庭来说，子女教育可能是家庭除了买房之外的第二大投资，可谓不惜血本。社会上的课外教育是当前中国巨大的产业。教育，实际上得到举国重视。然而，为什么中国不能出现世界一流人才？更加令人不解的是，大批留学生中也没有世界一流人才。这与20世纪初的中国留学生人才辈出的现象，形成鲜明对照。

原因在哪里？

2、社会道德失去底线，人格教育失败

人类社会总是从野蛮走向文明。教育的根本任务是实现这一目标，培养社会公民的文明素养。故孟子曰：“饱食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孟子•滕文公上》）《礼记•学记》云：“教也者，长善而救其失者也。”韩愈《师说》亦云：“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没有人天生就能获得人类的文明，每个个体进入文明的捷径就是教育。无教养的人就是野蛮人。因此，每个个体成长的第一个阶段就是接受教育。教育也因此称为启蒙、“开蒙”。这些教育的成果，对于每个个体会产生终生的影响。因此，在社会生活的长河中，教育是上游。如果上游污染了，下游是无论如何清除不了的。

当下中国社会出现种种空前严重的道德缺失事件，也从根本上暴露出教育的深刻危机。下面只提及一些突出的具有代表性的现象，这些现象虽然与一般的违法犯罪相关，但本文重在揭示这些事件背后深层的道德空缺。

首先是社会性的欺诈。几乎所有的成年中国人都有遭遇诈骗的经历，例如电话、手机信息、Email等等，不一而足。这些诈骗活动几乎天天发生，肆无忌惮。中国制造品的造假范围和程度绝对世界第一，而且大面积涉及食品、药品等生活必需品，突破安全底线。中国欺诈方式之新奇独特堪称世界第一，不仅有假公司、假警察、假军官、假高干，甚至有假学校、假军队。中国的骗子人数稳居世界第一是毫无问题的，可以推断大多是受过教育的，甚至是掌握高科技知识的人。这些概括说明发生在中国的欺诈行为具有一种“社会性”。中国的社会性欺诈可谓无孔不入，难以想象，防不胜防。每个人在生活中稍不留神就会上当受骗，造成不同物质和精神损失。社会性的欺诈给人们带来巨大的不安全感。社会性欺诈表明进行这些欺诈行为的人对于道德的淡漠和蔑视，更从广度上表明道德感缺失的社会普遍性、整体性。

其次是一些令人尊重行业的职业性犯罪。例如产科医生贩卖婴儿，教师奸污、猥亵幼女，医生奸污病人，法官犯法，等等。医生、教师、法官的职业本身就具有道德的含义。所有这些犯罪人员绝大部分受过高等教育。因此，这些行为不仅仅是犯罪，实质是丧尽天良，表明道德缺失前所未有的深度。

最后是校园血案频发，更让人们心惊胆战。从1990年代开始，在校学生自杀和他杀的案件大幅度上升。一度在大学生中盛传“感谢不杀之恩”成为毕业用语。这其中轰动全国的是“马加爵杀人案”、“付成励杀人案”等，轰动世界的是“朱令铊中毒案”。

孤立地看这些似乎都是偶然事件，没有普遍性。但是，从现在频发的难以统计的校园自杀和他杀案件，应该不能简单认为这些都是偶然事件。用金属铊毒杀自己同学的事件在不断重演。1997年5月，北京大学1994级化学系两名学生因同学投毒发生铊中毒。2007年6月，中国矿业大学发生3名大学生铊中毒。[2]残杀室友的血案也不是清华个案，北大发生过，复旦的投毒案近日正开庭审判。这些中国最好大学中的残杀室友案，实在是令人寒心彻骨，彻底绝望。甚至在中国政法大学这个法学最高学府的教室里，学生用刀砍杀老师，真是空前绝后的绝大讽刺！

更加令人忧虑的是，校园血案已经从大学蔓延到中学。2008年10月4日晚，山西朔州一中的郝旭东老师，被一名16岁的高一学生连捅几刀，倒在血泊中。这个自称是“倒数第一、差生、坏学生，一块臭肉坏了一锅汤”的学生，在一张活页纸上写下300余字的“死亡笔记”：

不光是老师，父母也不尊重我，同学也是，他们歧视我••••••我也不会去尊重他们，我的心灵渐渐扭曲。我采用了这种最极(端)的方法。我不会去后悔，从我这个想法一出，我就知道了我选择了一条不归路，一条通向死亡的道路，我希望我用这种方式可以唤醒人们对学生的态度，认识社会，认识国家，认识到老师的混蛋，让教育业（也）可以改变。[3]

不难看到这个绝命辞所指何处。

校园生活应该是人生最美好的生活，有什么理由要毁弃、自杀？师生、同学之情是最珍贵的情感之一，有什么仇恨要相互残杀？我们很难完整统计近20年来中国校园血案的次数，也很难描绘具体的情景。仅从上面描述的情况来看，有一点可以肯定，今日中国校园发生的血案决不能看成是偶然。校园血案展示了在校学生心理和人格扭曲的极致，反映了当下学校人格教育的深层失败。当然，古今中外也有校园血案，美国校园枪击案也令人震惊。但是我们绝不能将此与中国校园血案混为一谈。设想一下，如果今日中国的学生像美国学生那样手里有枪，校园情景我们能够想象吗？

社会对于每个人的约束分为刚性与柔性、内在与外在。法律、法规、上司、家长、老师等等的约束是刚性的、外在的。道德、信仰等约束是柔性的、内在的。我们社会如果只有刚性的、外在的约束，失去柔性的、内在的约束，也一定会崩溃。如果说，连受教育者甚至受高等教育者都没有道德自律，社会的道德底线则绝无保障。更何况受教育者带着心灵的创痛，扭曲的人格，他们的社会行为如何能有道德底线！

由以上两个尖锐的社会问题分析，足以证明当下中国教育在深层次上的失败。

“应试教育”模式之恶果分析

任何教育都是把育人放在第一位的。中国教育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与这个教育规律逆反。

具体说，当下的中国教育的很多弊病是由“应试”而来。人才与道德断缺的直接原因是当下的“应试教育”模式。

1、“应试教育”模式对于科学人才的摧残

任何一流人才的出现都基于两个条件，即天赋和兴趣。不能说新中国的天才学生比民国时期少，更不能说新中国没有天才学生。从教育普及程度与人口增长可以推断，新中国的天才学生只能必民国时期多，而且多很多倍。没有出现像钱学森、华罗庚等那样的一流人才，原因只能是学生对于科学探究的强烈兴趣的整体缺失。这种对于科学创造强烈兴趣的丧失，是“应试教育”直接恶果。现在的中、小学生们处于“时刻准备着”的状态，繁重的课程和作业，各种各样的考试，甚至周末还有各种补习。当他们进入大学或者熬到博士的时候，对于科学的真正兴趣已经消磨殆尽了。一个重要的现象是：在中学生国际奥林匹克数学、物理、化学等比赛中，中国常居第一。然而，这些拿了金、银牌的学生在进入理想的大学之后，却失去继续探讨科学奥秘的热情。利用自己的知识来挣钱、做官、过好日子，是这些孩子的大致出路。我们的教育消磨了学生追求知识、探究真理的强烈兴趣，是我们教育毁坏人才的根本所在。

此外，“应试教育”模式在具体的教学方法上着重技能训练，实质上与马戏团的驯兽没有实质区别。这对于学生的创造力、想象力的伤害是彻底的，如同釜底抽薪。高考的题型及回答技巧，已经深深嵌入学生的思维之中。可怕的是，越是高考获得高分的学生，进入这个陷阱就越深，伤害越大。他们是考试的高手，却是科学创造的低能儿。笔者深切感到，近几年来这个现象在北大已经非常突出地展现出来。

2、“应试教育”模式是道德教育的灾难

“应试教育”对于学生的道德教育和人格培养是灾难性的。为了高考，升学率是中国每个中、小学追求的目标。更严重的是，对于高考的冲刺，已经从幼儿园、甚至胎教就开始了。高考是个必须要过的独木桥，因此，分数是硬道理。为了升学率，中、小学教育之首恶是伤害、戕害了“大多数”。中、小学里的优秀师资主要用在少数学习成绩优秀的学生身上。质言之，我们的中学就是为这些少数人办的，而遗忘了大多数学习成绩不好的学生。这种为了培养“少数”而让“大多数”带着心灵的创伤走出校门的教育，本质上是反教育的。中学阶段正是一个人世界观、人生观形成的时期。这个时期受到的负面影响，对于个人是影响人的一生，对于社会则影响到道德伦理、社会风气甚至犯罪等多种领域，其危害性是难以估计的。让走出校门的“大多数”成为这个社会冷漠无情、甚至是具有对抗心理的公民，是中国中、小学教育真正的失败。

而那些学习优秀的少数学生，也没有得到真正的道德教育。由于学习成绩被当作衡量一个孩子全部素质和能力的唯一标准，学习好的孩子，即使有任性、自私、懒惰等缺点也不被在意。学习成绩不好的孩子，即使有节俭、勤劳、乐于助人等很多优点，也被忽略不见。出现在大学里的问题，例如大学生的精神问题甚至高校血案，其实是这些中、小学德育缺失的直接后果。

由于“应试教育”这个根本的原因，现在中、小学的德育和素质教育基本形同虚设。因为，与分数相比，与人为善、助人为乐等等这些东西能值几何？而礼义廉耻又何从谈起？中国教育的失去正是这一根本指向，把教育混同于学手艺的工匠学徒。可以推想，一个初中毕业生也受过9年的国家义务教育，至于大学、硕士、博士受的教育更多。但是，漫长的学龄与人格教育无关。从根本上说，受过教育的学生只是掌握一些知识和技能的人，或者说，只是过去意义上的手艺人。因此，举目中国社会，从农民工到企业家、政府官员、大学教授，在学校都没有受到严格、完善的人格教育。他们其中很多人没有基本的文明意识，例如不敬业，不能平等待人，等等。中国旅客糟糕的世界形象是各色人等的缩影，而校园血案则表现出人格扭曲的烈度。

3、“应试教育”导致家庭教育扭曲

应该强调的是，形成中国目前顽固的“应试教育”模式，其原因不仅仅在于学校，还有很多其他社会因素。限于篇幅，本文略谈一点：狭隘的“望子成龙”的社会观念，也为“应试教育”模式推波助澜，使之愈演愈烈不可遏制。

大多数中国人把孩子的未来当作家庭的唯一一重心。即使是生活在农村的贫困家庭亦是如此，甚至这个观念更加强烈。而且，孩子未来的关键就是高考。于是，从孩子受孕的时候起，向这个终点的冲刺就开始了。这种家长“望子成龙”的观念让学生和学校都处于泰山压顶之下，变得畸形。尤其是独生子女政策造成的社会现实，让学校的压力更是雪上加霜。这种压力不仅直接体现在中、小学老师身上，而且更加沉重地落在中、小学校长身上。任何学校，如果升学率不行，优秀的生源则会干涸。学校因而经费短缺，老师待遇下降，严重的则会关门大吉。升学率高的学校则完全相反。全国的中、小学面临这一同样现实，它们也别无退路，只有“华山一条道”：不惜一切追求升学率。由此也产生一些奇特的现象：一些个别中学考入北大、清华的学生数竟然占全省的80%以上！然而学生生活之单调、刻板令人难以忍受，甚至为高考开誓师大会，口号是“拼尽最后一滴血”，被称之为“高考集中营”。但是，这种教育史上空前的怪胎却得到社会仰慕，仍然生源滚滚，十分红火，成为中学生及其家长圆梦之地。而这些高考名校招收的收费生，每个人其金额竟然有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之多！因此，这一类中学教师的收入，亦是北大、清华等名校教授的几倍，这也是人所共知、习以为常的。

独生子女政策强化了“望子成龙”的观念，导致家庭教育观念极度扭曲。中国几千年优良的家教传统，例如教育孩子节俭、勤劳、忍让等，今日已经所剩无几，或可谓荡然无存。一些学习成绩不好的学生，无论如何也不能获得社会和家长的赞赏。他们在学校、社会和家庭重重压力之下，悲观消沉，于是利用上网等各种形式叛逆家庭，造成了很多家庭和社会悲剧。有各种中、小学生残害自己父母或其他亲属的报道，就是佐证。

为什么没有真正的教育改革？

古今中外的学校都有考试的设置。学生学习不能没有考试，学校招生也不能没有考试。但是，像今日中国这样的“应试教育”模式，不是教育的常态，而是教育的变态，亦可谓千古独步。问题在于，现实的教育问题如此尖锐，真正的学者痛心疾首，社会批判不绝于耳，而现状却依然如故。教育行政部门熟视无睹，我行我素。真正的教育改革为何如此艰难？

与中国的政治、经济体制改革一样，教育改革的阻力也来自巨大的利益集团。在现行的教育体制下，有一个巨大的教育既得利益集团，顽固坚守着旧有体制，阻挡中国教育的真正改革。

这个利益集团中之最庞大、也是最要害的，是教育官僚集团。中国教育的“官本位”体制，是个不争的事实。“官本位”体制对于中国教育的扼杀与危害，简单说就是把学校变成政府衙门。衙门的实质就是谁官大谁说了算。离开现行的教育体制，这个官僚集团中大部分人就要转岗或下岗。他们的全部身家性命与这个体制是一体的。而无论教育的现实问题如何严重、尖锐，都不会丝毫影响到这个官僚集团的私人利益。这个官僚集团的既得利益首先是升官。具体分析一下，现有39所“985大学”的校长和书记都是副部级干部，而很多“985大学”的校长书记都是从教育部的厅局长直接空降任命的。教育部近百个副部级位置，给教育官僚们留下了巨大的升迁空间。不仅是副部级位置，还有厅局级、处级位置等等。全国的教育行政官僚人数我们是可以想象和估算的。

其次是经济的利益。由于“官本位”体制，教育官僚的权利之大、好处之多是秘而不宣和人所共知的。随着国家教育投入的增多，这个官僚集团掌握的巨额资金越来越多，他们的个人利益反而会越来越好。因此，教育官僚集团在现行的体制中如鱼得水，滋润无比。他们绝不想改变现状。梳理一下近二十年来教育部进行的所有“改革”措施，人们不禁会发现有一个本质特征：越是“改革”，教育行政部门权利越大。例如，无论是把高考从一次变成多次，还是英语减分、语文加分等等，教育行政部门的权利丝毫不受影响。所以，他们热衷的正是这样无关痛痒的“改革”。这恰恰与中国的经济、政治体制改革反其道而行之。相反，对于任何损害教育行政部门权力的改革，对于真正进行教育改革探索的社会举措（例如南方科技大学的模式），教育官僚集团都会自发本能地反对，坚决将其扑灭、扼杀。从这些事件中一些教育行政部门的官方发言，即可看出其语言之刁钻，态度之蛮横，理由之荒唐。人们不难发现这种情景与刘志军时期铁道部所作所为，如出一辙。

第二个既得利益集团是巨大的教育商业体系，包括出版社、报纸、电视、民办学校、系列的补习班等。他们是依附于这个体制获取巨大的经济利益的附庸。现在人们认识到，赚孩子的钱是最容易的，也是有暴利可图。过去被称为“电子一条街”的北京中关村，现在则电子业萧条，而课外教育红火。从到处闪烁的高楼上巨大的广告，人们都知道这里已经成为“课外教育一条街”了。而早已在美国上市的“新东方”，不仅成为家喻户晓的著名企业，而且也是青年人励志的模本。这个教育商业集团不仅利用现行教育体制进行商业运作，还不时与教育官僚集团相互呼应，运用各种媒体进行宣传，推波助澜，共谋巨利。其中最突出的是垄断大、中、小学各种教材的出版、发行。

第三个既得利益集团是这个体制指定、认定的“专家”、“学者”。这些人绝大多数既不是纯粹学者，也难说是纯粹官僚。他们以学者的身份出现在官场，以官僚的身份出现在学界。他们是官僚身份和学者身份两位一体。这种两栖的身份使他们获取双重的好处：进而能做官，成为纯粹的官僚；退而能为学，继续在学界颐指气使。他们在这个体制内得到的好处，甚至不亚于官员。因此，他们经常以“专家”、“学者”身份为这个教育体制辩护，效果比教育官僚的说服力更大，因而具有更大的欺骗性。

由此可见，虽然现行的中国教育与教育规律逆行，其灾难性现状和巨大的危机已经暴露无遗，但是，撼山易，撼中国教育难！因为，这个巨大的利益集团形成的阻力不是一般的社会力量能够冲破的。而寄希望于现行的教育行政部门来进行任何实质性的教育改革，只能是幼稚和妄想。

中国教育改革的唯一出路：市场化

从根本上说，中国现行的“官本位”教育体制，是计划经济模式下的体制。试想，“计划经济”都无法运行，“计划教育”如何能够正常运行？简言之，政府连一个生产企业都管理不好，如何能够管理好一个大学？这种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官本位”教育体制，已经远远落后于中国经济、文化建设的现实。中国教育面临的问题，与改革前的中国经济面临的问题基本一样。当我们的计划经济体制改革无法从内部突破时，只能运用市场的杠杆从外部消解。市场经济不仅滋生、壮大了民间企业，也改造了国营企业。对于现行中国的教育体制，只有运用“市场”的杠杆和力量，才能革除它的痼疾，让“官本位”釜底抽薪，恢复教育原本的功能。因此，中国教育要进入常态的唯一办法是：真正实现民间资金进入国家教育，开放私立大学。

中国学生的高考情结及其变态现象，主要是由国内大学尤其是优秀大学数量极少造成的。除了北京、上海、天津以及具有南京、西安、武汉、广州等大城市的省份，一般省份的中学生考入“985大学”大约为几十万分之一，考入“211大学”的中学生也是几万分之一。惨烈的竞争是导致高考扭曲、变态的直接原因。这可以说是个不言而喻的事实。指出这个现状，就自然知道这种“僧多粥少”的局面，依靠简单的高考改革是解决不了的。无论是一次高考还是多次高考，只要升学的比例不变，对于中学生和老师的压力不仅不会减少，反而会增加。实质上是把过一次鬼门关变成多次过鬼门关，最终还是增加中学生压力和负担。解决这个矛盾的出路实质上只有一个，那就是大力兴建大学，大力兴建高水平的大学，增大中学生升学比例，尤其是增大升入优秀大学的中学生比例。除此之外，别无它途。一切异想天开和花拳绣腿的做法，不是欺人，就是自欺，有害而无益。

但是，兴建大学仅仅依靠政府的财力则远远不够。现有中国教育主要依靠政府财力支持。2013年全国人大政府工作报告宣称，2012年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五年累计7.79万亿元，年均增长21.58%，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达到4%。由此推算大约每年国家的教育投入是15590亿元人民币。但是，很多大、中、小学经费仍然严重不足，尤其是非重点的学校，更不用说是大批兴建大学了。

但是另一方面，中国近年外流的教育经费却令人触目惊心！中国目前出现了留学大潮。可以说正是国内高水平大学太少而将大批中学生挤出了国门。[4]数据显示海外中国留学生总数为309.54万人，除去回国的大约100多万，仍在海外的约有200万。自费留学占到整体人数的90%以上。如果按照一个学生的年费用20万元人民币计算，全部留学生的金额可达4000亿人民币。我们为什么不用新的政策、法规，让这笔巨大经费发展我们自己的教育？近5年国家年平均投入的教育经费是15590亿人民币。如果每年再增加4000亿人民币用在中国大陆的教育投入上，我们现在“985大学”、“211大学”的数量可以增加多少？

随着国民经济收入的增长，让孩子在高中甚至初中阶段出国留学成为越来越多家长的选择。这对于心智尚未健全的独生子女，实质上并不是很好的选择。很多中国家庭用一辈子积蓄让子女留学海外。这些留学生中除了不到1%的学生能够进入国外一流大学，其余学生大都进入二、三甚至不入流的学校。设想，如果中国再由民间资金新建100所“985大学”，1000所“211大学”，中学生上大学的比例达到75－80％，上名牌大学的比例达到30－40％，中学生和老师为高考还会这样玩命吗？出国留学还是这样火热吗？只有从根本上解决“应试教育”的弊病，中国教育的广阔前景才会展现出来。

教育还是一个巨大的产业。如此大规模的新建大学出现，能够解决各方面的人才就业。需要的教学人员就有几十万，可以吸引大批的海外留学人员归国任教。行政、后勤管理人员也要几十万，相关的建材、设备和服务人员，更是不可胜数。

用市场的规律不仅会在中国兴建起一批世界一流的私立大学，而且还能盘活我们的国立大学。实际上，欧美等发达国家的名牌大学，例如哈佛、斯坦福、牛津、剑桥、早稻田等都是私立的。这是全世界尤其是发达国家办教育的共同经验。只有引进这个机制，才能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目前的教育体制和模式。

假如燕京大学还存在

我们再作一个个案分析。很多人并不知道，现在北大的校园原是燕京大学的旧址，未名湖畔古色古香的楼群、南北阁、六院、钟亭等，包括形制古朴、姿态优美的博雅塔，都是原先燕京大学的建筑，是一个叫墨菲的美国人设计的。而蔡元培、胡适、陈独秀时代的北大校园，坐落在城内五四大街的沙滩，那座著名的红楼现在是文物出版社。就校园景致来说，原来的北大远不如燕大。而就学术影响力来说，燕大与北大也是伯仲之间。燕大的这一切，得力于一个我们很熟悉的名字：司徒雷登，也就是毛泽东著名檄文《别了，司徒雷登》所指的那个人。

燕京大学的前身是由美英四个教会资助的不知名学校，1919年司徒雷登出任校长后，把学校更名为燕京大学，并立即对学校进行改革，开始建设燕园新校区。经过几年的努力，到1929年便正式设立了文学院、理学院、法学院，总共有近20个系。这时期的燕大，有最充足的外汇经费，有第一流的教授，有风景幽美的校园，成为当时中国最顶尖的大学之一。很可惜，1952年院系调整燕大被撤消，并入北大、清华等，它的存在时间只有33年。33年虽短，却为中国培养了很多杰出人才。仅举一例：1979年邓小平访美，21人的代表团中有7名是燕大人。据不完全统计，现在的两院院士当中，燕大学生多达几十人。其他方面的杰出人才我们不能一一举出。这不能不说是中国教育史上的一个奇迹。司徒雷登在不到十年之内，把燕京大学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民办学校，建成为与北大、清华齐名、国际知名的一流综合性大学。他凭什么？

首先，在教学思想上，虽然燕大是教会资助学校，但司徒雷登不强调基督教教育，实行自由教学。其次是师资，司徒雷登用高薪聘请最好的教授，如顾颉刚、邓之诚、容庚、钱穆、郭绍虞、吴其昌、吴文藻、洪谦等位，都是学界翘楚、学术精英。周作人当时是北大著名教授，也被聘去兼燕大副教授。著名的《西行漫记》作者斯诺三十年代中期就在燕大。第三，有充足的经费和广泛的国际学术交流。燕大和美国学术界的关系极为密切，法学院和普林斯顿大学有协作关系，得到经济援助，可以互换教师。文学院与哈佛大学有协约，得到经济上的大力支持。其它院系与纽约协和神学院、哥伦比亚大学等都有关系。因而燕大的经费、学术和人才交流，都是有保障的。

司徒雷登这些成功的经验，可以说是老生常谈，我们的大学校长们对此无不烂熟于心。问题是：我们的校长们为什么不能做呢？说到底，还是一个大学的自主权问题，一个制度与管理问题。燕京大学的成功经验证明，办好一所大学，首先要有一个好的教育环境，包括教育立法和体制，其次要有一个真正教育家的校长。两者缺一不可。这也是一对相辅相成的关系，国家的教育管理机构要给教育家创造机遇和条件，教育家要善于适应和利用国家教育机构的体制和资源。当前中国大学校长中不能说完全没有教育家，或者说整个中国就完全没有教育家，关键还是在于我们的教育体制。问题在于，我们为什么没有这样的机制？如何才能形成这样的机制？而本文特别关心并试图讨论的另一个问题是：燕京大学是一个教会学校，不同于国立的北大、清华，因此，燕大的成功还向我们提供一个极为宝贵的经验：国家教育行政机构如何管理民间的私立大学，私立大学如何适应国家教育体制和行政机构。这是当前中国教育急待解决的问题。

燕京大学是教会资助的学校，涉及到中国国家的教育主导权问题。这也是近代以来就存在的教会学校的立案问题。早在清代道光十年（1830年），英、美等国传教士就在我国擅自兴办学校，据《中国基督教教育事业》一书所载，到1922年时，大中小学已发展到7300余所，学生有21万多人。在北洋政府时代，舆论界即要求政府收回教育权。这样就出现了教会学校必须向中国政府各级教育机关立案，和教会学校的宗教性课程问题。北洋政府在1925年11月颁布了“外人捐资设立学校认可办法”，1926年10月广东国民政府教育行政委员会于也颁布了“私立学校规程”，这样就把教会学校的立案问题明确了。大学要在教育部立案，如有董事会，中国董事应该过半数，同时规定外国人不能担任校长。根据这些规定，燕京大学很快向北洋政府请准立案，原校长司徒雷登改任校务长，请在燕大国文系兼课的讲师，实际是当时教育部次长的吴雷川氏任校长。1935年陆志韦又继吴氏任燕大校长。但是，校务大权及向美国募捐经费等，还是司徒雷登一手包办。“校长”虽不完全是名誉职，实际也只是一个向中国政府出面的“代理人”罢了。同时，在教育方针和思想上，司徒雷登不强调基督教教育，实行自由教学。这样燕京大学与国家教育行政机构之间进行了有效的协调，在各自原则不变的前提下进行妥协、调整。一个看似非常棘手的问题，司徒雷登不费吹灰之力就解决了。他审时度势，因势利导，在当时比较复杂的情况下，让燕大在办学经费、办学环境条件、师资力量三个方面，都达到一流，具有世界水平。而国家教育行政机构在坚持维护国家利益的基本原则之外，也保持适当的弹性，给私立学校以相当大的办学自主权。

当前中国国家教育行政管理机构，对于私立大学的管理是存在着十分尖锐的矛盾，因此导致私立大学教育名存实亡（中国现在的民办学校实质上都是公司，不是学校）。从当年教育部的立法、行政，与燕京大学的管理模式的协调，我们或许可以受到启发。虽然时代不同，问题不同，但教育和办学的根本宗旨和方法是不会变的。因此，我想现在的教育行政机构应该借鉴这种模式，创造更好的教育投资环境，吸引社会资金，包括海外、国际的资金。燕京大学的基金仍然存在，据说有上百亿美元之多。此外还有辅仁等其他大学的教育基金，中国民间每年流失海外的教育资金有上百亿之巨，我们为什么不让这些巨大的资金回来，为我们的教育服务，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腾飞服务？

燕大消失了，中国真正的私立大学消失了，这对于中国教育有什么样的影响？

当我漫步未名湖畔的时候，经常设想，假如燕京大学复校，假如是司徒雷登这样的教育家重掌燕大，会是一种什么情形？第一，燕大用美国教授的年薪（7万美元左右），就可以聘到中国大陆最顶尖的教授，聘到现在中国大陆高校和学界为数不多、硕果仅存的一些最优秀的学者，也可以聘到全世界相当杰出的华人学者。就是当下的“长江学者”、“跨世纪人才”等等，也没有达到如此高的薪水。因此，目前中国大陆高校包括北大、清华、复旦等无法与之竞争的。这些用高薪聘请的第一流学者，自然会打造一些院系的学术“旗舰”。这些顶尖学者组成的无与伦比的教授队伍，会成为燕京大学最夺目的风景。中国大陆任何大学无法与之对抗，都会望其项背，自叹弗如。

第二，具有如此高水平的教授队伍，自然会吸引中国最好的学生。因此，燕大的招生在中国大陆也会一枝独秀，打遍天下无敌手。更重要的是，这两个变化会给整个中国大陆教育界带来雪崩般的冲击与整合。

第一个影响是在高校和整个学术界。首先，它会产生一个真正严肃而又有影响力的学术评价体系。因为，它不考虑非学术化的外在因素，只用学术的标准来衡量应聘者。这就给中国大陆的学者开辟了一条严谨、科学的学术研究导向。一个真正的学者，会在这里得到认可，体现价值。任何在非学术因素影响下获得的光环和头衔，所谓“人大常委”、“政协常委”、书记、部长等等官衔，在这个体系下会一文不名。投机钻营因此在学界失去意义和价值。因此，它产生的社会影响是不可阻挡的。学者们自然沿着这个路向追求自己的学术道路，否则将一无所获，荒废人生。由于真正学术评价体系的确立，教授治校、学术自由才能够真正实现，所谓学术腐败问题会自然消失，迎刃而解。因为，一旦发现这种情况，学者的学术生命就会终结。这样的“惩罚”足以让以学术为职业的人终身引以为戒。

其次，它会推动高校的真正改革，彻底革除高校的“官本位”痼疾，教师和学生的主体地位由此真正确立起来。因为，没有一流的教授和师资，就不可能成为名校。没有一流师资，既没有很好的生源，也不能获得国家和社会的教育资源，高校将成为无本之木。在燕京大学高薪聘教的强力冲击下，其他大学例如北大、清华、复旦为了保持自身在学界的地位，也必须聘请最好的教授。而要高薪聘请一流的师资，就必须把有限的资源集中起来。这样，目前中国大学普遍存在的世界唯一的荒唐现象——处长薪水高于教授——将不会持续，学校有限的财力会集中使用到学术研究和教学上来。因为归根结底，大学的学术水平和影响力不是由处长们决定的。因此，高校必须要进行行政、后勤系统的改革。这样就会把当前人员臃肿、效率低下、腐败丛生的中国高校真正推向的改革，而不是停留于表面。在这样的改革面前，大学的生存是首要的，就像我们的国企改革一样，如果不真刀真枪、而是花拳绣腿，它就无法生存。政府的行政干预自然成为一纸空文，“官本位”将被釜底抽薪。

第三，高薪聘请教授不仅会在全社会给学者带来尊严，还会实现真正的社会公正。现在中国教授的薪水不仅远远低于国际平均水平，也远远低于解放前的平均水平。上世纪20年代燕京大学的副教授，月薪200大洋，至少相当于现在人民币20万元以上。现在北京大学一个普通副教授的薪水约4千元人民币，只是当年燕大的50分之1。这样的薪水，在中国社会的富裕程度普遍提高的情况下，生活只能保持在社会的中下水平。无论从社会公正，还是学者尊严来说，这样的薪水都是说不过去的。目前有些教授走穴，或者做买卖，当律师，作顾问，挂名董事，••••••与此待遇不无关系。现在教授之间贫富悬殊之大，令人吃惊。没有社会尊严感的教授自然也会消解了职业的神圣性和责任感。

第二个影响是在中小学。由于燕大招生的绝对影响力，它可以打破中国高考的模式，冲破“应试教育”的堡垒，给中国大陆学生的学习带来新的方式和风气。这将会给中国教育带来无限的生机和希望。

笔者所举的上述现象，质言之，就是真正教育市场化的出现，因而形成真正的大学之间的竞争。只有真正的教育市场化，才能带来大学真正健康的发展，带来中国教育、科学、学术的真正建康发展。

应该强调的是，中国大陆现在的民办大学不具有真正私立大学的性质。因为，真正的私立大学是捐资兴建的，非盈利的，而我们现在的民办大学都是投资建立的，盈利的，它实质上就是公司。因此，它不是按照教育的规律办学，而是按照经济规律办学；它不可能让教育家来管理，而是让企业家来管理。因此，它既不可能成气候，也不能培养出真正的杰出人才。

成功的私立大学在世界发达国家教育中举足轻重，成功的私立大学也是中国教育发展的必由之路。我们只要想到燕京大学、南开大学、辅仁大学、同济大学等等，就会知道私立大学对于中国教育曾经做过的巨大贡献。唯有打破国家垄断教育的体制，在办学、招生的根本制度上作出改革，同时也必须实行税收制度改革，建立民间的教育基金会，实现真正的教育市场化，才能带来大学真正健康的发展，带来中国教育、科学、学术的真正建康发展。这样，中国教育才能回到按教育规律办事的常态，才有希望。

最后的呼吁

中国教育面临的形势是十分严峻的。拯救我们的孩子，拯救中国教育，有很多相关的事情要做。教育的改革必须与纳税制度改革配套，否则无人主动捐资教育。还要改变人们狭隘的“望子成龙”的观念，要树立平等的人格尊严，要宣传普通劳动的价值和意义••••••试图一蹴而就彻底解决这些问题也是幼稚的。

但是，中国教育必须立即进行根本性的改革，必须作出战略性调整，必须有顶层设计。在目前，恢复私立大学，实现教育市场化，从根本上改革中国的教育体制，是最重要、最迫切的。只有这样，中国才有希望，中华民族才能真正腾飞，才能在人类世界立于不败之地。

无论是近代欧美还是日本的崛起，在根本上都得力于大力发展教育。当年邓小平在1977年断然恢复高考，及时挽救了一大批人才，尽可能地弥补了当时中国社会的人才不足，展示出一个伟人高远的眼光和伟大的气魄。教育是最能考验政治家战略眼光的试金石。

今日中国之教育危机丝毫不亚于1977年，而三十年后之中国未来完全系于当下。如果坐失良机，一错再错，则将成为中华民族千古之遗恨！

2014年2月10日初稿，2月27日定稿於潜白堂

（作者为北京大学教授）

编辑：江一😎日期：03-27
来源：华夏文摘
作者：章启群

作者: 125cgr 时间: 2016-3-28 10:41

说别的我不知道，但是关于教育市场化，我敢肯定，大力鼓吹这个的肯定都是那一小撮受益者。教育市场化最直接的影响就是，教育资源向精英学院集中以及只有上层社会才能接受好的教育。从而导致阶层固化。你看看美国，那几个有名大学、热门专业哪个不是一大笔学费，根本不是平民能够承担的，去年不是有哈佛的学生为了筹集学费拍A片么？况且你掏不起上精英小学的钱就上不了精英高中，也就上不了精英大学，这十来年下来不是底层能够但付得起的。即使有奖学金，所占比例有多少？别忘了那个是全体学生争夺的，真正落到平民学生的又有多少？
虽然现在国内存在着教育资源的不平衡，但不管怎么说你学习好能上好学校，收费还是相对很低的。起码不会有分够了上不起的情况。

作者: senglin08 时间: 2016-3-28 16:25

楼主又跑来光屁股转圈满世界丢人现眼来了！上次发帖被我爆了菊花居然尿遁在版主评分的情况下改了主题，免得丢人丢到姥姥家，今天再做一次又如何？
楼主是粮党党员，四处发个贴挣点粮只要不太过分都可理解。不过你要看看文章的内容再说，2014年的文章到了2016年再贴就要闹笑话了，以后要吸取经验教训。

引用:

原帖由 druid169 于 2016-3-28 07:20 发表 [bbs=redirect.php?goto=findpost&pid=100391168&ptid=9617344][/bbs]
诺贝尔自然科学奖和菲尔茨奖是公认的当今世界科学水准的一个重要尺度。中国大陆至今无人获得这两个奖项，说明中国大陆现有的自然科学家属于世界一流的几乎没有。每年世界发布的十大科技新闻，至今也与中国无缘。这个现象常被人们提起，也成为国人的一个心结。然而，这还不是最坏的消息。反思一个特殊的现象会让我们不寒而栗：迄今为止所有获得诺贝尔科学奖、菲尔茨奖的中国人（包括华裔外国人）：杨振宁、李政道、丁肇中、李远哲、朱棣文、崔琦、钱永健、高锟、丘成桐、陶哲轩等人，都没有在1949年以后的中国大陆上过学。反过来说，1949年以后在中国大陆受教育的中国人数以亿计，至今却没有出现一个诺贝尔奖、菲尔茨奖获得者。

哪个网友有兴趣把习大大祝贺屠老太获得科学类诺贝尔奖的贺电给楼主读一遍，给粮党楼主长长眼。不是我说你一句，你丫的饿昏头了是不是，文章只要是讲这个不行那个也不行的看也不看就往上贴然后去领粮不成？

作者: zerg727 时间: 2016-3-28 18:05

哈哈哈，好吧，我承认，文章太长实在没耐心看完，倒是3L的回复把我逗笑了，看起来3L的和LZ的梁子的还不小，友情提醒一下，语言攻击其他会员可是会被屏蔽回帖甚至禁言或禁访的哟。
对于教育，我只想说两点我的看法：
1.应试教育并没有错，不管哪个国家任何学校，学生的优劣都是靠分数决定，至于是学生是死读书本或者是自己开动脑筋活学活用，那是任何老师都无法决定的，任何学校都有聪明学生和笨学生，聪明的学生举一反三，笨学生死记硬背，而应试教育给了笨学生一条活路。
2.道德教育的失败不单是学校的职责，更大的原因来自于家庭，父母的言传身教直接影响到儿女的言行，别指望一个爱贪小便宜的母亲能培养出一个大公无私的子女，也别指望一个包二奶的父亲能培养出一个不好色的儿子，任何学校的道德教育都会要求学生"端端正正”做人，没有老师会要求学生考试作弊或者弄虚作假，最大的的问题是社会带来的坏影响是如何吹进校园的？吃喝攀比不是学校教的，恃强凌弱也不是学校教的，弄虚作假更不是学校教的，怎么出了问题都在往学校头上扣屎盆子？

作者: by1abc 时间: 2016-3-30 18:36

和4楼一样文章太长实在没看完，呵呵主要是看不下去，观点我不赞同。同样我也说两点我的看法。
1.应试教育并没有错，主要是我们真的没有别的好方法。这种教育有太多的局限性，上学大部分是在浪费时间。很多知识是一遍就能会的可很多人一直在重复记重复忘。大家想想以前学的我们还记得多少。可我们绝大多数能一眼就记住一个美女叫什么长什么样，穿着什么等等很多细节。哈哈。不多解释了。
2.道德教育。这个不用人教，全靠社会环境决定。如果道德败坏者、腐败者在社会上得不到惩治反而很荣光，大家都羡慕说他有本事那就别怪小孩会学坏。
可以说现在人连道德勇气都没有了。我真不知道怎么言传身教出有道德的下一代。讨论这个问题不如讨论法治更实在些。

作者: druid169 时间: 2016-3-30 19:24

3楼，我只是全文转载，2014年章启群的文章你就盯着屠呦呦得奖就是怎么样的话，随你便。而且，因为我只是喜欢转载，所以你笑话的实际是我转载的这些学者，你很有实力吗。

成人网站发帖，谁会给我一毛钱？！还粮党党员，我家用IP上网要是什么党网警六百年前就知道了还轮得到你说.你发言莫非有狗屁工资？

说应试教育没错的，应试教育体制下最如鱼得水的，只是善长搞理论科学研究的人，那样的书虫才不会怕高考的偏题怪题。实验科学与工程科学需要的动手操作能力高考考不出来应试教育培养不了，中国的产业升级不会成功，因为中国的教育体制培养不了德日的一代又一代工匠型实用人才和美欧的一代又一代科技创新大师。

作者: druid169 时间: 2016-3-30 20:04

实际上，在理论科学领域，西方是因材施教，差的特别差，但是好的就是拔尖的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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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学生基础好?那是自我麻醉!哈佛教授吐了个大槽……

重庆中考2016-03-28 16:06: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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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佛教授丘成桐认为，中国学生往往因为应试教育而丧失了学习的乐趣，在综合素质方面甚至是国人最骄傲的数理化方面可能并不比美国人强，而且美国中学生的用功并不比中国学生差。

　　丘成桐几次来到中国，对中美教育发表演讲。不得不承认，他的有些观点还是蛮激烈的。比如，很多人认为中国学生的数理化成绩要比同龄的美国孩子好，中国学生基础知识要扎实得多，只是创新能力差一些。而丘成桐对这种观点毫不客气地泼冷水：“这都是多少年来可怕的自我麻醉！我不认为中国学生的基础知识学得有多好！”

　　他说：“美国最好的学生真是好得不得了。应该这样比较，不管是美国，还是中国，能进哈佛大学的学生都应该是这两个国家最好的学生。而两类最优秀的人相比，美国学生的基础知识绝对不会逊色于中国学生，相反是要强很多。”

　　教育界和社会上还有这种说法，认为中国的中小学生要比美国的学生数理化知识学得多，比如，在某个年龄段，中国孩子加、减、乘、除的混合运算已经学得滚瓜烂熟，但美国孩子加减法还做得磕磕绊绊。

　　丘认为：“这也是错的，在美国比较好的中小学校里，中国学生念的功课，他们也都是要学的，而且学得很灵活，绝对不是像中国那样填鸭式地教。一些好的学校，十一、十二年级学生的微积分已经做得非常漂亮，但听说国内不是所有的高中生都学微积分。”

　　丘成桐还在一些演讲里反复强调：对于中小学生来说，语言、数学、写作是三门最重要的功课。

　　丘成桐还认为，美国小孩的用功并不比中国学生差：一般来讲，美国中小学鼓励学生交流。初中二年级以前，美国的中小学都比较鼓励小孩子发挥所长，让他尽量去博物馆走走，去运动场上玩玩。我们中国有的教育家因此以为，美国的中小学生不行，比不上中国。事实上，到了初三、高一以后，美国小孩的用功并不比中国的学生差。他们不用考试来训练学生，也很注重他们的基本能力。我们看到很多好的美国小孩，他们到了高中一年级或二年级才开始发挥热情，拼命去念书。到了大学以后，他们不会觉得学问是枯燥的。

　　美国的名校我去过好几个，在念理科重要的学科的时候，他们很用功，花的功夫绝对不会少，往往是念书念到两三点钟才睡觉。而中国很多小孩经过小学和中学沉重的考试冲击以后，丧失了追求学问的兴趣和热情，这是很可惜的。

　　光批评自然不够，丘教授还是在一些场合，给了中国学生不少中肯的建议。他表达了一下几个观点：

　　兴趣的培养，决定终身事业

　　中学是培养人才非常重要的阶段，所以非常愿意和中学生交流。由于中学生数学奖的评选，我也了解了国内中学的一些情况，总的来说很不错，但是也有一些需要改进的地方。其实我没有受过教师的训练，也没有在中学教过书，我今天来到这里，主要想结合我自己的亲身经历来谈谈我对中学教育尤其是中学数学教育的看法。

　　博览群书很重要，天才不一定能成才

　　一位学生首先受到的教育是家庭教育，所以我结合个人的成长经验先谈谈家庭教育。

　　我们爱看武侠小说，父亲觉得这些小说素质不高，便买了很多章回小说，还要求孩子们背诵里面的诗词，比如《红楼梦》里的诗词。后来，父亲还让我读鲁迅、王国维、冯友兰等的着作，以及西方的书籍如歌德的《浮士德》等。这些书看起来与我后来研究的数学没有什么关系，但是这些着作中所蕴含的思想对我后来的研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我小学的成绩并不理想，但我父亲培养了我学习的兴趣，成为我一生中永不枯竭的动力，可以学任何想学的东西。相比之下，中国式的教育往往注重知识的灌输，而忽略了孩子们兴趣的培养，甚至有的人终其一生也没有领略到做学问的兴趣。

　　无论如何，学生回家以后，一定要有温习的空间和时间。遇到挫折的时候，需要家长的安慰和鼓励。这是很重要的事情。另外，家长和老师需要有一个良好的交流渠道，才会知道孩子遇到的问题。

　　现在有些家长都在做事，没有时间教导小孩，听任小孩放纵，反而要求学校负责孩子的一切，这是不负责任的。反过来说，由于只有一个小孩的缘故，父母很宠爱小孩，望子成龙。很多家长对小孩期望太高，往往要求他们读一些超乎他们能力的课程。略有成就，就说他们的孩子是天才，却不知是害了孩子。每个人应该努力了解自己的能力，努力学习。

　　平面几何提供了中学期间唯一的逻辑训练

　　平面几何的学习是我个人数学生涯的开始。在中学二年级学习平面几何，第一次接触到简洁优雅的几何定理，使我赞叹几何的美丽。平面几何所提供的不单是漂亮而重要的几何定理，更重要的是它提供了在中学期间唯一的逻辑训练，是每一个年轻人所必需的知识。平面几何也提供了欣赏数学美的机会。

　　诚然，从一个没有逻辑思想训练的学生，到接受这种训练是有代价的。怎么样训练逻辑思考是比中学学习其他学科更为重要的。将来无论你是做科学家，是做政治家，还是做一个成功的商人，都需要有系统的逻辑训练，我希望我们中学把这种逻辑训练继续下去。

　　中国科学的发展都与这个有关。我个人认为，即便在目前应试教育的非理想框架下，有条件的、好的学生也应该在中学时期就学习并掌握微积分及群的基本概念，并将它们运用到对中学数学和物理等的学习和理解中去。

　　学习过程不见得都是渐进，也容许突进

　　我听说很多小学或是中学的老师希望学生用规定的方法学习，得到老师规定的答案才给满分，我觉得这是错误的。数学题的解法是有很多的，比如勾股定理的证明方法至少有几十种，不同的证明方法帮助我们理解定理的内容。19世纪的数学家高斯，用不同的方法构造正十七边形，不同的方法来自不同的想法，不同的想法导致不同方向的发展。所以数学题的每种解法有其深厚的意义，你会领会不同的思想，所以我们要允许学生用不同的方法来解决。

　　实际上，很多工程师甚至物理学家有时并不严格地理解他们用来解决问题的方法，但是他们知道如何去用这个方法。对于那些关心如何严格推导数学方法的数学家来说，很多时候也是知道结果然后去推导，所以我们要明白学习的方法有时候需要倒过来考虑问题，先知道做什么，再知道为什么这样做。要灵活处理这些关系。

　　中小学要特别重视独立人格培养

　　假如学生在学校里不能学习与人相处，并享受到它的好处，就不如在家里请一位家庭教师来教导。但现代社会乃是一个合群的社会，学生必须学习与同学相处，并尊重有能力有学问的老师和同学。学生必须懂得如何尊重同学的长处，帮助有需要的同学。学生要培养与他人沟通合作的能力、独立思考的能力、团队协作的精神，对周围人和对社会的责任感，等等，并在这种环境中去训练自己。

　　对中学生来说，永保一颗纯真的童心，保持人与生俱来的求知欲和创造能力，展示自己的个性，这对今后的学习和工作是至关重要的。衷心地希望各位可爱的孩子们快快乐乐、健康地成长。

　　本文来源：人民教育

作者: druid169 时间: 2016-3-30 20:11

事实上对于培养实用型人才，就算现在立刻完全改变应试为目的的中学教育体制，受惠的也只能是2010后出生的那一代人，他们被培养到能出来干活起码要到2030年，最佳时机早就错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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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世学徒制：造就“德国制造”的人才培养方案

很少有人不知道奔驰（Benz），但确实有许多人不知道博世（Bosch），殊不知如果没有博世，也许根本就没有今天的奔驰和宝马，甚至没有现代汽车工业。

1887年，博世公司创始人罗伯特·博世先生在德国斯图加特自己的车间里，制造出世界上第一台高效磁电火花塞，并于1897年率先将这种磁电点火装置应用于汽车发动机上，就此解决了内燃机点火系统这个连“汽车之父”卡尔·本茨（Karl Benz）在当时都认为是最难的技术难题，而卡尔·本茨正是著名的戴姆勒－奔驰汽车公司的创始人之一。

一百多年来，博世一直占据着汽车工业技术的尖端，在这里，平均每个工作日诞生19项专利。曾经有人说，中国的整车厂都在给发动机厂打工，而发动机厂都在给博世打工。这种说法有些夸张，但并不离谱。汽油缸内直喷系统、ABS防抱死系统、ESP电子稳定程序……不光是在中国，乃至在全世界，整车一万多个零部件中，至少有几百个核心零部件都是博世制造的。难怪有人说，博世公司的一举一动都主宰着整个汽车工业的发展。德国产品素以可靠的品质、信誉和技术水准闻名于世，博世继承并发扬了这一传统，并在很多方面更胜一筹。

查阅罗伯特·博世先生的相关资料时，看到一张他80岁时和生意伙伴在野外打猎的照片，他手里的那杆猎枪让我想起另一位老人，一位居住在中国西北边境阿勒泰森林中的图瓦老猎人，在他家的木屋里供着一张成吉思汗像，画像的旁边还摆放着一样东西——一杆乌黑的老猎枪。“这是我的保护神，它救过我无数次命，瞄哪儿打哪儿，从没出过错儿。德国人的东西，从苏联人手里传来的，到现在上百年了。”老猎人拍拍擦得锃亮的深色胡桃木枪托对我说。

图瓦人的老猎枪、兰州中山桥、青岛教堂的老钟……它们与博世以及其他德国公司的无数产品和技术一道，让我们亲眼领略了“德国制造”一百多年来书写的一个又一个传奇，而且这样的书写今天仍在继续。

扎实、健全的制造业为德国铸就了铜墙铁壁，使它在全球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双重攻击下依然挺立，并且比欧元区其他国家复苏更快。来自罗兰贝格管理咨询公司的最新数据显示，制造业占德国GDP的22.6%。制造业比例越高，增长越强劲。高比重的德国制造业不仅创造了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的产品，也为高附加值的服务业奠定了基础。根据德国联邦统计局的最新数据，2013年９月德国的外贸出口额达到了947亿欧元，同比上涨3.6%。德国产品在世界范围内的需求量都在不断增加。

为什么“德国制造”在全世界都受到追捧，而且长盛不衰？为什么德国企业普遍具有全球竞争优势？政治家、企业家、经济学家、管理学家，包括人类学家争相做出分析并给出解答：实行社会市场经济、政府参与产业研发、扶持中小企业、培育本土产业群和产业网络、采用德国企业独有的治理模式、实行严格的工业标准和质量认证体系，以及德意志民族特有的严谨精神和秩序感，等等。然而，在这些来自不同角度的解答中，有一个答案是所有人都不约而同提及的——德国拥有高素质、高水平的车间技术工人，而且他们同时提到一个概念：双元制（Dual System，也译作双轨制）职业教育体系。

什么是双元制？德国前总理科尔曾将双元制职业教育模式称为二战后德国崛起的秘密武器。双元制中的“一元”指企业，另“一元”指职业学校，即企业与学校合作办学，把职业技能和工艺知识教育同专业理论和普通文化知识教育相结合，根据企业的需求量身打造未来工人应该有的技能。在德国，双元制职业教育学制为2年？3.5年，无入学条件，生源主要来自中学毕业生。被录取的学生需与企业签约，而后以双重身份——在企业当“学徒”，在职业学校做“学生”——交替学习。学徒学习期间不交学费，每月还可以得到由企业提供的生活津贴及法定社会保险。学习结束后，学徒通过德国工商总会（AHK）的考核，便能获得相应的职业资格证书。

德国不莱梅大学教授菲利克斯·劳纳（Felix Rauner）认为，这种模式的独特优势在于：其一，学生大部分时间在企业实践，有利于毕业后投入工作；其二，企业有针对性地培养学生，为挑选人才提供了便利；其三，将培训与考核分离的测评办法使职业资格证书更具权威性。

目前，德国每年有近60%的青少年接受以双元制为核心的职业教育服务，拥有职业技术资格证书的人在德国全部劳动力中占80%，这支队伍为占德国工业总产值80%的制造业提供了有力的人才支撑和源源不断的人力资源保障。难怪劳纳评价说：“德国企业竞争力建立在双元制培养的专业人才基础上，他们使德国的现代工业体系成为现实。”

回眸：百年学徒博世造

“双元制”更多的是社会和政府部门对这种教学模式的叫法，企业里通常也称其为“学徒制”。

早期的学徒中国的学徒制可以追溯到公元前战国时期，《荀子·儒效》中说：“工匠之子，莫不继事”，这种父子相传的技术传授方法可以看作传统学徒制的雏形。到了隋唐时期，官营手工业的发展促进了学徒制度的完善，政府开设机构来管理主要的手工业部门，要求不同工种的工匠必须接受九个月至四年不等的技术训练和学习。我们在博物馆见到的唐三彩陶器，有不少便是那个时代工匠学徒的作品。

在西方，制度化的学徒制一般被认为最早出现在中世纪。那时的欧洲，慢慢开始亮起城市之光，面包、酿酒、皮革和纺织等手工业逐渐发达，学习手艺成为必需，于是，在这些手工作坊里，人们开始看到师傅手把手教徒弟干活儿的身影。后来，手工业行会出现并壮大起来，开始关注学徒培养并做出各种规定，比如监督师傅工作的标准，规定学徒服装和行为等。

从中世纪到13世纪中期，在几百年漫长的时光里，学徒（Apprentice）一词的涵义几乎没有太大变化——在某个行业中，师傅教授徒弟这一行业的技艺，徒弟必须在一定年限内为师傅的利益而工作。也就是说在学徒期内，学徒的全部劳动都归师傅所有，而师傅要在行会的监督下负责学徒的衣食住学，兼及品行教育，师徒关系形同父子。

现代的学徒随着工业革命的兴起，机器大工业代替了传统的人力手工制造。旧的、零散的、家庭作坊式的学徒制不再适应规模化的集体生产，生产方式的改变要求劳动培养形式的改变。于是，从19 世纪开始，大规模的班级授课制逐渐取代了传统学徒制，成为那个时代欧洲每个年轻人求知和成长的必由之路，罗伯特·博世先生也不例外。（参见副栏“传统学徒制vs.现代学徒制”）

1861年9月，罗伯特·博世出生于德国南部多瑙河畔的乌尔姆附近，这个地区后来还诞生过另外一位伟人——爱因斯坦。罗伯特·博世出生那年，德国本土除了发现了一块始祖鸟化石，似乎波澜不兴。然而在德国之外，世界却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那一年，在欧洲，俄国废除了农奴制，英国又占了一块非洲殖民地；在美洲，林肯就职美国总统，美国南北战争爆发；在遥远的东方，中国的慈禧太后发动了辛酉政变，洋务运动初露端倪。日本已在酝酿明治维新，那一时期，许多日本名门子弟都放下身段儿，甘愿去西方工厂做学徒，以获得“制器之器”。晚清重臣李鸿章听说此事，建议朝廷在科举制度中对精通技术的应试者另设新科，以培养“制器之人”。然而，这一涉及体制问题的改革建议并未引起当时最高统治者的重视。

值得一提的是，罗伯特·博世出生那年，中国和普鲁士（当时德国尚未统一）在天津签订了一个《通商条约》，表明中国与普鲁士建立了正式的外交关系，后来德意志统一，这个条约为德国所继承。虽然该条约被中国历史书称为中德间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但它对博世公司的意义非凡，因为它为博世产品1909年进入中国打开了大门。

罗伯特·博世８岁那年进入乌尔姆当地的一所技工学校，在那儿学习了7年，直到1876年毕业。“教课的全是老头儿，教学方法也老掉牙，我一点儿都不喜欢去上学，每天都在虚度时光，我只对动物学和植物学感兴趣。”在描述年少时这段学习生涯时，罗伯特·博世如此写道。从技工学校毕业后，他听从父亲的建议，跟随一位叫迈尔的师傅，开始了为期3年的精密机械师学徒生涯。

在求学方面，罗伯特·博世似乎不太走运，因为师傅迈尔对带徒弟这事儿有些漫不经心，他总是不露面，即便来车间也教不了什么有用的手艺和技能，而罗伯特·博世很想学点真本领。有一次，他希望师傅的讲义增添点新的内容，师傅大为光火，对他吼道：“这份讲义我教了12 年，现在你居然敢对我说它不再管用了？！”求职路上饱受冷遇的罗伯特·博世，深深体会到一个年轻学习者对好老师有多么渴望，所以他后来在培训自己的学徒时格外用心和投入。

博世的学徒

1886年11月15日，25岁的罗伯特·博世在斯图加特创办了“精密机械和电气工程车间”，当时仅有一位员工和学徒。后来随着公司成长，他无暇再亲自指导每个学徒了，就把这个任务分派给了车间的技术能手，请他们当师傅。再后来公司产品越来越多，也越来越专业，如何对每一位工人进行全面系统的职业培训成了个大问题。

这个问题在1913年4 月1日得以解决。那一天，罗伯特·博世在他的斯图加特主厂房里设立了一个培训车间，这是博世第一个独立的职业培训中心，标志着博世学徒制的开端。那一年，罗伯特·博世从众多报名者中精挑细选，招收了30-35名学徒，他知道要想保持公司业绩并且让欧洲大陆以外的美国人和亚洲人也来买博世产品，培育吃苦肯干、技术精湛的年轻人是最重要的。

而对入选博世学徒班这件事，每一代博世学徒都承认，这是他们一生中最引以为豪的经历。1960年，尼尔森从众多申请者中脱颖而出，成为博世公司在巴西的学徒，他回忆道：“那会儿博世学徒的入选比例是30∶1，我很庆幸自己考取了。我还记得我们小组当时第一个拿到老虎钳，然后要按照师傅的指令装配一台机器。在学徒班接受培训是我职业生涯中最重要的一件事。”

最初博世只提供精密机械和工具制造方面的培训，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公司业务不断增加，工种也变得更加多样，博世的学徒班培训范围越来越广泛。现在的培训既包括工业机械师等传统岗位，也包括商务、机电一体化、IT技术和行政助理等新岗位。一百年来，博世学徒制培养了超过100，000名优秀的年轻技术人才。

这些活跃在车间里的蓝色力量，证明了博世学徒制是一个系统科学的职业教育体系。博世公司决定将自己在一百年里累积的学徒制教育经验推广到德国以外的博世工厂，培养更多技术娴熟的学徒，把研发蓝图变成了精美产品，投放更广阔的市场，帮助公司在全球化进程中保持强大竞争力。

如今，博世学徒制已经在全球20多个国家成功开展。2007年，博世将“双元制”学徒班职业教育模式引入中国，先是在苏州建立了博世中国第一个学徒培训中心。接着又相继在北京、南京和长沙建立了三个学徒培训中心。

具有百年德国血统的博世学徒制移植到中国能成活吗？它如何将严谨、有序、精准这些“德国制造DNA”注入中国蓝领的思想和生产操作中？学徒制真的能为博世在中国的企业创造价值吗？

为了寻求答案，近一年来我对“学徒制”概念做了一些研究，并多次走进博世的中国企业，2013年11月我又去博世苏州的学徒培训中心，花了两天时间在那里亲身体会了学徒们的学习和工作。

传承：博世学徒中国造

坦克和大炮模型、四角亭和太极八卦摆件、桌上足球机……你以为自己走进了金属工艺品展览？不，这里是位于博世汽车部件（苏州）有限公司二厂的博世学徒培训中心（TGA）。这些天马行空的作品与博世任何一条生产线都不相关，它们全都出自学徒之手。

我去学徒培训中心车间采访的时候，正赶上机电一体化专业一年级的学徒在上焊接课。这些二十岁左右的年轻人像所有90后一样，脸上洋溢着青春的朝气，只是他们的眼神里多了一份沉静，举手投足也更沉稳一些。他们穿着博世学徒班特制工装和工鞋，分坐在长长的操作台两侧，对照老师发的任务书，正在检测自己的焊接作品。在他们周围是整齐摆放的六角钳工台、铣床、磨床、钻床、数控机床、编程设备、电箱盒、气动与液压设备，以及装备齐全的焊接室、原料室、电脑室、理论教室、教师办公室……1，800平方米的区域，只用于实训和教学。

立冬时节的阳光照进绿色植物环绕的学徒中心办公室，学徒制培训主管唐晶见我的第一句感慨就是：“这个项目是一个生态圈，上下游各方都得付出努力才行。”接下来，我们的话题就围绕着博世中国学徒的培养展开了。

培养流程生产化

经过比较，我发现博世学徒制与中国一般职业教育最大的不同是：它更像一个融入了全面质量管理的生产流程，包括了“订单－采购－生产－检验－交付”所有环节，只不过它最终交付的产品是出徒的“学徒”。

订单博世培训学徒采用的是与用人单位对接的“定岗双元制”，也就是说它招的每一位学徒都是有“买主”的。每年大约从４月开始，博世内部的用人部门（客户）就会根据人力资源计划，给学徒中心下单订购学徒（产品），这些学徒的“生产周期”是三年，出徒后才能到岗。下订单后，学徒中心与用人部门签订协议，确定学徒价格并约定每年分期支付一次。然后，学徒中心于当年９月带着订单去找合作的职业学校（供应商）招收学生（采购原料）。

采购博世学徒是要通过层层选拔的。每年高考过后，9月份新生一入校，合作的职业学校就开始配合博世进行招生宣传，吸引对学徒制感兴趣的学生报名（招标）。然后从10月份开始博世和学校共同组成招生组，通过闭卷笔试、技能测试及面试等形式确定初步录取名单，这个招生组除了校方人员，还有博世人力资源部门的主管及用人部门的主管。最终确定录取的学生将具备在校生和企业准员工的双重身份。

生产首先是“产品设计”，学徒的培养方案是博世、合作学校和德国工商总会共同制订的，在制订时，要参考德国工商总会提供的在德国实行的针对学徒专业的教学大纲、中国国家及省教委针对职业学校相关专业的教学大纲，以及博世内部客户的要求。

接下来，教学任务（产品生产）将分三年在两个场所完成。第一学年，在学校完成文化基础、专业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的学习；第二学年，六成时间在学徒中心由企业专职教师指导专业知识学习和技能实践训练，四成时间在学校学习理论，在此期间会有专门流程保证双方教学的衔接；第三学年，企业负责把学生安排在所属各部门相关岗位进行轮岗实习。

检验为保证产品质量，三年的学徒培养中贯穿了各类大大小小的检测和考核。对质量的最终评价来自第三方——德国工商总会海外商会上海代表处，它来负责组织期末考试。考试内容采用的是德商会翻译的德国职业技能测试试题，分笔试和实践两部分，且综合评分由中期考核、期末考核以及在职培训三部分共同组成。评价更注重学员各个阶段的综合考核，而非以最终的期末考试成绩判定学徒的综合素质。顺利通过毕业考试的学员将同时获得国家颁发的学业证书和德国工商总会颁发的资格证书，该证书是德国国家职业教育技能证书，被超过5，000家在华德资企业认可。

交付获得职业资格证书和学历证书的学徒出徒，到先期签约的用人部门上岗就业，成为博世正式员工。

从以上流程我们可以看到，有六个主要角色参与了“生产”过程，它们是博世内部客户、学校、学校教师、企业教师、企业学徒培训中心和德国工商总会海外商会，它们就像分立在六角钳工台各边的钳工，运用不同资源，根据流程共同来完成一个项目——为公司培养高水平高素质的学徒。

培训方式任务化

在来博世学徒培训中心电气组当老师前，王伟在南京某技工学校教汽车维修。我问他，博世学徒与原来的学生有什么不同？他说，学生的学习态度首先就不同，以前在技工学校上课，他得花40%的时间来维持课堂秩序，现在根本不用，学徒班的同学自觉性都很高。

“不过，最大的不同还是教学体制。”王伟说以前他教一门课，只用一两本教材，再跳也跳不出这两本书去。现在每门课都是一个项目，融合的不只是一两本书的知识，而是好几本书甚至好几个领域的知识。在学徒中心，所有的培训项目都是任务导向，模拟的是学徒今后工作中可能遇到的任务。

王伟说这话的时候，隔壁学徒中心车间里，一年级学徒正在接受电气制图方面的培训。我在那里见到了王伟提到的任务书，那是一张A4活页讲义，在“客户需求”一栏是这样写的：“某客户因企业某部门需要反复切换照明电路的通断并且鉴于机械式开关的寿命以及该部门的成本压力，故来博世定制一项照明电路改造工程……”接下去是“任务描述”：“由你承担该项目的预算。报价并说服客户采用你的方案以及承担该产品的制作和质检工作，并且将质量合格的电子触摸开关移交给客户。”

回想一百多年前，罗伯特·博世先生在学徒课上因为想得到一份有新内容的讲义遭到师傅的训斥。如今在博世学徒课上，活页讲义时时更新，那上面大多都是“仿真任务”。王伟和老师们常常会自己编一些任务，比如带学徒到某部门实习，在调试机械时遇到一些典型问题，他们就将这些问题编成课上的任务。再比如，征询各部门对学徒的反馈意见时，如果对方反映学徒排除故障的能力不强，他们就会多编几个故障排除的任务。

值得一提的是，教师们在引导学徒完成每个任务时，都会要求他们严格按照流程走——从接到客户描述，到思考分析，到收集信息，到计划和执行，再到后面的检验和作业展示，一步都不能省。“其实我们教的是一个流程，我们不断强化这个流程，这样学徒以后到企业里，哪怕遇到我们这里没教过的任务，也会一丝不苟地按照这个流程去做，去解决问题，这在德国称为‘专家思路’。”

学习过程自主化

一百多年前老博世先生为自己设定了一条原则：“尽可能让每位员工独立工作，同时把完成这项任务所需要承担的责任也交付给他，以此来培养富有工作激情的员工。”一百多年后，中国的博世依然秉承着这一原则。

常州小伙子李宁波是去年出徒的，他在第三学年时曾被送到德国当交换学徒，对德国同伴的自主性印象深刻。“德国学徒在完成一样工作时，是非常独立的，他们习惯独立思考，先是自我摸索，然后尝试去干，做得不好再去向老师求教。而我们中国学徒从小养成的习惯是一遇到困难就直接求助。”

学徒培训中心也认识到，“勤问”这个习惯会让人变得惰于思考，而这是技术创新的大碍。为此，教师们有意识地帮助中国学徒克服这个习惯，培养学徒自学和自己解决问题的能力。在完成任务的过程中，每当学徒来求教时，老师常常会鼓励他们去找查阅书和资料，去摸索尝试，而自己只是做些辅助。在博世学徒班，解决问题的过程，自始至终由学徒们主导，他们也可以组建团队来共同完成，但老师不会介入。

“你要学习犯错！”李宁波说这是德国老师对他说的最令他震撼的一句话。博世学徒制推崇的自主化学习无疑是一个试错的过程，它无时无刻不在挑战教育者对错误的包容。对此主管唐晶道出了博世学徒中心的态度：“获取知识的途径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学习，一种是经验。我在课上给你讲刀具转速与‘进给配比’，讲‘进刀量’，讲‘吃刀深度’，你不一定记得住。但有一天你因为操作方法不当，把这刀具给崩掉了。500块钱的刀具被你崩掉了，你可能一辈子都不会再犯这个错了。我们鼓励学徒自己探索，就不怕他出错，错误可以带给他经验，在这里出错总好过将来去车间出错。”

技术头脑商业化

听说过罗伯特·博世的人都知道他是位技术发明家，其实按照今天的标准来看，他的生意头脑更发达，他是那个年代少有的拥有客户意识和营销意识的企业家。为了让客户随时能联系到他，他舍得花很多钱去租个电话；他订了份商业杂志来了解行业的最新发展，还印制了小广告到处散发来宣传自己的车间。为了跑客户，罗伯特·博世甚至买了一辆天价自行车，这不但为他节约了差旅费，在那个年代的斯图加特，这个“两轮怪物”还为他赚足了眼球，无形中也为他的生意做了广告。

老博世先生的商业意识同样在学徒制中得到传承。博世学徒制有一个独立的技术培训单元，叫“微公司”（Mini Company），这个环节专为培养学徒的商业意识和自主能力所设。“微公司”模拟真实的企业运营流程，由学徒自主管理。学徒将独立运作整个“微公司”，经历营销、谈判、下单、计划、落实生产任务、检验、交付和收款的所有环节，了解真正的生产运营和公司商业运营环境。虽然是迷你版，但因为订单、任务和客户都是真的，学徒在这个过程中能真正地建立起质量意识、成本意识、产品意识和客户意识。比如，学徒通过宣传和销售努力，与某业务部门签了订单，为它设计生产100份博世公司纪念品，但最后产品质量验收不合格，客户不付款，那么“微公司”就要遭受损失。

这种模拟训练还能够测试学徒实际操作能力以外的其他综合素质，如提高价格敏感度、内部操作规范、沟通技巧，以及自我管理能力等。同时，“微公司”模式具有较强的针对性，能推动学徒把训练所学更好地运用到实际生产环节中，使他们在培训结束后即可上岗工作。从2010年成立到现在，苏州学徒培训中心的“微公司”已经创造了二三十万的销售额。

回报：博世价值学徒造

博世公司到底价值几何？央视主持人在采访博世集团前总裁弗朗茨·菲润巴赫（Franz Fehrenbach）时曾问：“有没有整车厂商来找你们，说我们强强联手吧，一块来做汽车？”

菲润巴赫说：“没有。我们永远都不会进入整车，没人能买下我们。”

虽然博世不是上市公司，但仅从年销售额500多亿欧元这一个数字来看，它的确价值不菲。然而，最昂贵的并不是它的资产。再昂贵的公司，也可以用数字衡量出它的价值，而真正无法衡量的是数字背后的价值观。

罗伯特·博世有一句名言——“我们客户的信任和产品的声誉比稍纵即逝的收益更有价值”，信誉比利益重要，就是这句话奠定了博世公司的基本价值观，一百多年来引领着这家企业的每一步行动，这一价值观的渗透力之强，已经浸入了企业每一个毛孔，包括学徒班里的博世准员工。

2008级学员聂建钟因为出色的表现，曾被选派去德国交流过一个项目。在项目中，给聂建钟留下印象最深的是德国人的严谨，而这一态度也被他带回到中国来。“当时管道排线，我认为花两个小时把线排进去就可以了。没想到德国的同事花了两天的时间，一排一排把管线排得整整齐齐像艺术品一样。后来他们告诉我，这不是为了好看，而是充分保证测试的精确性，因为绕线会导致电阻变化，这个微小的变化在一般设备上显示不出来，但是做测试的设备就会非常敏感。做就要做到极致。”后来在苏州的项目中，博世也采用与德国相同的方法进行排线。

李宁波常常把自己放到客户的角度去思考他们的问题。在装配一台工作站时，他把自己设想成工作站的操作工，发现拿螺丝枪打螺丝很别扭，而操作工需要反复做这个动作。李宁波就去找设计人员，将螺丝枪的位置做了改变。生产部经理吴忠刚手下有13个李宁波这样的学徒，他说：“这些学徒很有客户意识，只要发现客户一皱眉，就立刻上去问有什么问题可以帮忙。客户对他们的反馈都很棒。”

走上操作岗位的学徒也给团队注入了新知和学习动力。吴忠刚说，这些学徒年轻好学，接受新东西意愿非常强烈。带这些学徒对老员工也有很大促进，因为教学相长，老员工必须更新知识，还得整理自己的思路，才能把知识经验表述出来。在博世工厂，凡是有学徒的车间，大家学习积极性都很高，搞技术和研发劲头儿也更大。

学徒还为企业节约了成本。公司将设备交付给客户后，需要派技工出差，完成调试任务。以前总要派两个人，一个负责机械，一个负责电机。现在有了机电一体化的学徒，只需派一个人就可以了，因为这个人同时能覆盖机械和电机两个领域的工作，而且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很强。

发展：学徒价值企业造

德国著名学者赫尔曼·西蒙在他的著作《21世纪的隐形冠军》中曾提到德国双元制教育为企业带来的价值，但他同时也提到了投资回报率。“这样的培训需要很高的投资。只有当员工接下来留在公司的时间足够长，这样的投资才是值得的。”

的确，博世公司在这些中国学徒身上每人都投资了十几万人民币，如果学徒毕业后流失，这些钱就永远变为成本了。中国不同于德国，德国的双元制教育像一个庞大的水系，蔓延到几乎所有企业，蓝领人才多，而且可以相互流动，今天我的人跳到你的企业，明天你的人也可能跳到我的企业。而博世学徒制在中国的境况不同，精心打磨了三年，琢玉成器了，却发现自己是一个高山平湖，四周是一片干涸的蓝领人才洼地。如何才能留住这些中国学徒不被其他企业高价挖走呢？

博世的答案是人才发展。博世把每一位普通员工都当作人才，根据这样的人才观，公司制定了非常完善的人才战略发展框架，这个框架分为三大块：其一是针对管理者的，要注重培养他们的领导力；其二是针对广大的白领员工的，公司会帮助他们提高日常工作的效能；其三是针对蓝领员工的，也就是产业工人，公司会给他们提供在职培训，学徒班属于第三块，是一个特殊项目。

不管是白领，还是蓝领，每一个员工在博世都有三条发展道路：成为人员管理者，成为项目管理者，或成为专家型人才。学徒比较多的是选择第三条道路——成为某一领域的专家。为了留住这些未来的技术专家，博世的人力资源部门会从三方面下功夫。

一、勾画职业前景。在去学校招生时就给未来的学徒们勾画职业发展道路，让他们看到毕业五年后自己的职业道路会有怎样的进展，这既管理了学徒的期待值，也让他们感到博世对他们的投入是长期的，为他们规划了职业进阶道路，不只会培养他们三年。

二、寻找志同道合者。博世在选拔学徒时还会用到一些与价值观有关的软性指标。“我自己也相信，如果只是拿钱留人的话，太过苍白了。我们会看这个人的价值观是不是与博世高度匹配，这就像结婚过日子，志同道合，大家幸福指数会高一些。”博世高级人才管理经理陈宇飞说。

三、磨合调整。学徒第三年在用人部门实习期间是个很好的磨合机会，他们会与未来的部门同事和老板打交道，感受车间的氛围，这样他们能在正式到岗前判断这是不是自己向往的工作场所。如果某个学徒有顾虑，回到学徒培训中心后他可以跟老师沟通，老师会给他做一些辅导。如果发现他的确不适应，后期会帮他询问其他业务单元有无需求，帮他调换一个工作岗位，实现志趣和岗位的匹配。

追问：中国学徒谁来造

每天来博世苏州学徒培训中心参观的企业和机构络绎不绝，它们中有博世的供应商和客户，也有政府机构和职业学校，都是来取经或寻求合作的。

说起来，无论是技术工人培养还是双元制教育在中国都不是新鲜事。在计划经济时代，国营企业多半都在厂内设有技工学校或职工夜校，给工人教授文化课和技术理论课；车间里的学徒工也都有指定师傅为其传授相关技能。但后来随着国家人才发展政策的改变，更注重本科生和研究生等高学历人才的培养，再加上国营厂纷纷倒闭，这些职业教育形态慢慢淡出了人们的视野。而后，双元制进来了，20世纪80年代初，教育部选送了一批又一批学校老师去德国学习双元制教育，希望他们能将德国的真经取回，在中国推广这种高度实践化的教育模式，然而，从现今高素质蓝领阶层的缺失来看，这种模式显然还没有在中国开花结果。

博世学徒制在中国的成功实践让我们重新升起了希望，其他企业能够借鉴它的做法，打造自己车间里的竞争力吗？

挑战来自各方。

一、思想观念。尽管类似“泥瓦工千金难求，硕士生薪资狂贬”的标题每天都见诸报端，技术工人社会地位较低的事实依然没有改变，甚至不如解放初期，那时的“八级钳工”不但待遇高，而且备受仰慕。博世苏州学徒培训中心主管唐晶也说，许多高素质的人才根本不愿意接受职业教育，生源质量难以保证。

二、职业学校。现在国内职业学校的评价机制还是基于教委下达的各项考核指标，企业的需求对于它们是第二位的。

三、师资和教材。职业学校的许多教师已习惯体制内的不作为，缺乏主动性，教材也与实践严重脱节。

四、企业自身实力。“这是一笔很大的投入，而且短期内没有直接的收益回报。”唐晶实话实说。

五、政府。尽管中国各级政府已开始重视校企合作，通过发文等形式推动双元制的开展，但尚未建立起一套完善的法律保障体系和孵化程序。国家对企业参与也没有促进机制。

然而，这些挑战并非不可克服。

在谈到中国企业如何借鉴学徒制这一培养模式时，博世（中国）投资有限公司总裁陈玉东说：“企业要有决心和信心，并在决策上支持该项目。企业还要有长远眼光，看到未来这些优秀的产业人才对制造业的积极作用，人才的转型将是企业成功转型的关键，尤其是作为制造业基石的一线蓝领。此外，在引入学徒制时还要做一些适应本土的调整。”

调整中德两国的教育政策、体制和环境有很大差异，引入学徒制时必须做一些适应本土的调整。比如博世当初将学徒制引入中国时，考虑到风险和资金投入问题，就没有直接拷贝德国的模式大规模投入，而是找到折中的方法，先与当地学校合作，采用委托培养的方式来培养学徒。

还有一种折中模式是在学校建一个实训中心。按德国的要求，这本该是建在企业的，但在中国如果企业因为种种原因建不了，那么就可以花点钱给学校，由学校推荐经过实训的双元制学生，这些学生虽不及在自己企业里培养出的好用，但比普通学生有实践经验。此外，如果企业财力不足，也可以几家企业联合建立一个实训中心，这种模式在德国也比较普遍。

信心引入学徒制，最重要的是要有信心。谈到“信心”，唐晶深有感触。他说：“学徒制这个项目，可能很多年都不会开花结果，在你孤军奋战，近乎绝望的情况下，只有信心能支撑你继续往前走，让企业乐意继续投钱，让大家乐意继续付出心血。德国人为什么能做成这件事情？跑到中国来还可以做这事？就是因为他们有信心，因为一百多年学徒制的成功让他们相信这事能成。”

长远眼光信心也来自长远眼光。一百年多来，博世有很多技术都是经过漫长发酵才为公司带来利润的，所以它相信凡是能看到前景的事，只要扎下来做，就有成功的那一天。比如优化燃油效率的柴油共轨系统，在这项技术萌芽的20世纪80年代，人们对节能减排的理念还不是很重视，市场对这项技术的需要也没有培养出来，但是博世坚信这类环境友好型的产品是可持续发展的，也是社会未来需要的，所以潜心投入15年之久进行研究，等到市场需要这个产品的时候，博世在技术上已经非常成熟了，可以很快实现量产。

不光在技术上，博世在人才培养上同样具有长远眼光。来自罗兰贝格公司的最新报告预测：“由于劳动力的减少，中国将可能失去廉价劳动力的优势，世界银行预测中国劳动力将在 2015年开始减少，而中国将不得不增加劳动力的生产率，这样才能保持竞争力。”博世也相信，最快5年、最晚10年之后中国制造业就会出现蓝领技术工人大饥荒，所以才会未雨绸缪，克服重重困难，坚定地将学徒制引入中国，并且加大投入，在各地工厂建立一个又一个学徒培训中心，为未来培养后备军。

苏州这个1，800平方米的学徒培训中心，和博世在其他地方的众多学徒中心一样，整个区域中的所有设备都没有任何生产任务，也不能为公司创造任何利润，可它们时时刻刻都在为博世的未来制造着最具竞争力的产品——技术工人。

徐杨是南京人，毕业于风景如画的秦淮中学。他最初的理想是考入扬州大学，在瘦西湖畔的校园里学习企业管理，本科毕业后去公司做个白领。现在，他是博世学徒班二年级的学生。我问他现在理想有没有改变？他说他想出徒后去车间锻炼几年，做一个技术人员，再往工程师方向发展。

我又问他现在最开心的是什么？他说是每次独立完成一个项目。“我还记得自己完成的第一个电气化项目，是焊接一个心型电路，当我焊接完通上电，看着灯光一闪一闪的时候，我觉得特别有成就感，特别爽！”看着徐杨那张稚气未脱的笑脸，我想到了学徒时代的罗伯特·博世先生，几乎同样的年龄，一模一样的身份，二者却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感受。博世老先生若是能听到徐杨的话，必定也会觉得特别有成就感，特别欣慰吧？

不久前，我看到新华社发的一则消息，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研究生教育发展迅速，迄今为止已培养420万名硕士、50万名博士。这不是个小数目，但现实情况是，中国的人才供求仍面临着“丰收中的饥荒”。尽管这些处于金字塔顶端的高学历人才在各行各业发挥着骨干作用，但他们下面庞大的人才基座已出现巨大断层。中欧国际工商学院《2013年中国商业报告》显示，在受访的上千名本土企业和外企高管中，近80%认为企业的头号难题是找不到合适的人才，尤其是工程师、技师、高级蓝领和中高层管理人才。

相比之下，同为制造大国的德国却无此虞，因为它有深厚而且扎实的职业教育基础。据我所知，大概只有四成不到的德国年轻人会进入综合大学学习，其余大部分都选择了接受职业教育，学习专业技术。在我接触的众多德国企业中，包括博世、巴斯夫等，很多人一辈子就是安心搞技术，他们的职业生涯发展就在车间里。在这些企业，技术专才享受的待遇和经理人是一样的，那些拔尖的技术冠军堪比我国解放初期的八级钳工和电工，比管理人员还受尊重，有许多德国企业的总工程师享受的是总经理的待遇。

德国非常重视对技工的培养，所以它才会建立“双元制”教育体系，既传授理论知识，又重视实践训练。出自这一体系的技术工人真正称得上“心灵手巧”，他们的动手操作能力非常强，而且懂得操作背后的原理，“知其然，也知其所以然”。相比之下，目前中国绝大部分制造企业都是从农村直接招募工人，短暂培训过后就上岗。这种体制培养的工人别谈技术创新了，能把手里的活儿干好、不出安全事故就不错了。所以与“德国制造”相比，“中国制造”在起跑线上就输了。

中国为什么缺少高素质的技术工人？主要原因有三个。其一，从大环境来讲，整个中国目前的社会风尚推崇的是金钱和地位，也就是你的级别。人人都在谋求所谓的快速成长，许多年轻人恨不能名片上今天印的是“专员”，明天就变成“主管”，后天则变成“高级主管”，没有多少人肯沉下心来把自己磨炼成某一个行业中真正的专家。其二，中国对蓝领阶层有着很深的误解，认为蓝领是劳动力工人，其实这是半个多世纪前的“蓝领”概念，现在的蓝领已泛指一切具有专长的技术工人。这一误解导致了蓝领的社会地位偏低，年轻人因为家长的偏见和期许，都拼命挤上综合性高等教育这条主干道，朝着他们自己也不清楚的地方奔跑，这在很大程度上分流了职业技术教育的生源。其三，从企业角度讲，很多中国企业家和企业高管也常常把技术工人和劳动力工人这两个概念混淆起来，不把技术工人当人才，也没有给予他们应有的重视。事实上，技术人才的成长是要靠经验和经历积累的，企业必须肯投资才行，这个投资包括精力、金钱以及时间，而现在许多企业因为对未来的风险和不确定性没有正确的认知，担心自己培养的人才被别人挖走，所以不敢在这方面投资，怕到头来“鸡飞蛋打两手空”。

[ 本帖最后由 druid169 于 2016-3-30 20:14 编辑 ]

作者: 探花1973 时间: 2016-3-30 21:20

现在的教育，个人感觉还是社会出了问题，现在的社会崇尚的是金钱和权力，衡量一个人的标准也是权力和金钱，这样的大环境，加哪个老师不收红包？哪个学生没补过课？现在的大人都不讲究什么人品，素质，性格了，还能把孩子教育成有品德的栋梁？现在的孩子，早恋，K歌，打架都是家常便饭，已经形成社会的主流，唉............痛心！

作者: jmcjxx 时间: 2016-3-31 09:49

引用:

原帖由 125cgr 于 2016-3-28 10:41 发表 [bbs=redirect.php?goto=findpost&pid=100391884&ptid=9617344][/bbs]
说别的我不知道，但是关于教育市场化，我敢肯定，大力鼓吹这个的肯定都是那一小撮受益者。教育市场化最直接的影响就是，教育资源向精英学院集中以及只有上层社会才能接受好的教育。从而导致阶层固化。你看看美国，那 ...

教育市场化的提出就有问题，教育是社会、政府的责任义务，现在完全扔给市场

作者: druid169 时间: 2016-3-31 10:15

2楼和10楼其实还是认为教育可以防止社会阶层固化，不，教育只能帮助人成为人才，比如说一流的技工与一流的科研工作者，但是一流的从业人员依然是高级打工仔，文凭，对于真正的权贵阶层而言，只是一个装饰，人脉和血缘才是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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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现在的中国家长们真的该醒醒了

我不是说读书没用，我不是说不要刻苦学习，而是说教育要看人，读书读得好的孩子以后会不会有很多功名利禄要看命。

教育有一个重要前提，你家的孩子是什么品性的孩子。

一等孩子不用教，有的孩子天生就爱读书，天资也好，家长就不用拿条条框框来束缚他的兴趣发展。二等孩子用言教，要立规矩，但是要因材施教，比如说孩子明明文科强但是因为重理轻文高考分班的时候迷信理科班那样就路子走错了。三等孩子用棍教，除了注意别打死人，这就不用多说了吧。

中国社会的未来，一是阶层流动机会几乎消失，而是高度老龄化社会财富增加缓慢。你家孩子书读得再好，以后中国的权贵阶层子女起码都是欧美读大学，人际圈子是欧美校友圈，你家读中国大陆本科学校的孩子进不了那个校友俱乐部，而且以后的中国会出现不明着说的广泛权贵世袭，你家孩子老百姓出身书读得再好到最后也就是富裕点的老百姓，这不奇怪的。

中国的家长们真的不要对通过教育改变孩子的未来太过迷信，努力就好，当好人就好，功名利禄要看个人的命。

转载两篇文章作为参考：

中国留学生猛增美大学帮助融入校园

北京时间: 2015-09-30 06:17:07

【希望之声2015年9月29日讯】(本台记者张红综合编译)留学美国的中国留学生人数急速增长，如何帮助他们融入美国校园生活，也成为亟待解决的一大问题。美国大学教育者正在想方设法帮助中国留学生融入校园，包括用中文播报足球赛，以及在出国前给予他们方向性指导等。

拥有相似背景的学生，自然容易扎堆在一起。因为中国留学生的基数大，他们更容易互相之间交朋友并形成封闭的环境。美中关系的管理者和分析师看到了中国学生错失交流的机会。一些教授也看到因为中国学生大多很少参与课堂讨论而影响授课效果。

许多大学与美国学生及教职员合作，要让中国留学生感觉自在。如伊利诺大学（University of Illinois）几年前成立足球101（Football 101）社团，今年秋天首度引進中文广播。

包括普度大学（Purdue University）等多所学校到大陆举行出国前的方向性指导。普度大学国际交流计划负责人布里辛斯基（Michael Brzezinski）说，大学主管在学生抵达美国前，开始对他们强调与其他学生共同参与的重要性。

俄亥俄州立大学（OSU）鼓励本国学生与国际学生互动，推出的计划包括安排邻近城市旅游等。普度大学为联合活动提供额外资金鼓励本国学生与更多的国际学生团体合作，为跨文化能力建立培训计划等。

随着中国大陆中产阶级数量上升，留学美国的人数跟着节节上升。据国际教育协会（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的统计数据，在美国的中国学生2013-2014学年跃升至27万多人，10年前，中国学生总人数才6万多。伊利诺大学（University of Illinois）全校约4万4千名学生，仅中国学生就有近5千人。

责编：安娜

为何你努力工作却不能出人头地？《人民日报》批中国阶层固化

辛圆 · 2015/04/01 07:24

社会学家认为，阶层固化比贫富差距更伤害一个国家和民族，因为阶层固化导致的恶劣结果是富者更富、穷者更穷，社会底层很难有出头之日。

人民日报客户端3月31日发表了一篇名为“向上流动在何方”的文章。文章为最近热播的电视剧《平凡的世界》中那些勤劳朴实的村民们点赞，同时也批评了当前社会上普遍存在的“拼爹”等现象和中国面临的阶层固化危机。

社会学把由于经济、政治、社会等多种原因形成的、在社会的层次结构中处于不同地位的社会群体称为社会阶层。而各阶层之间流动受阻的情况称为阶层固化。

按照社会学的解释，社会分层是正常的社会现象，由于社会成员个体能力的差异，勤奋努力的程度不同，一部分人在竞争中势必处于优势，并享受相对较多的社会资源，在这样的逻辑下，社会结构和阶层之间的流动是正向的。这是一种理想的社会状态，如个体之间的竞争是公平的，社会资源的分配不受权力的干扰。

这种理想的社会状态显然是一种帕累托改进的过程，即一个阶层的致富不是以损害另一个阶层的福利和权益而实现的。

但是，自1990年代开始，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并未按照帕累托改进模式进行下去，一个明显的特征是：权力与财富、官员与商人纠缠到了一起，导致了阶层两极分化剧烈，阶层之间缺乏公平的流动性。一方面，形成了日益强大的既得利益阶层，另一方面，社会弱势群体被边缘化，仅仅通过勤劳已经难以改变自身命运。

1980年代，中国社会还普遍信奉“知识改变命运”这句格言，但是，1990年代后，越来越多的人不再相信这句话了。大学生一毕业即面临失业等社会现状令“上学无用论”、“拼爹”等看似充满负能量的社会话语流行起来。

80后美女副市长董海涛、湖南湘潭27岁副县长徐韬、“湘潭神女”王茜等等新闻见诸报端，背后无一不飞舞着社会对官员子女的质疑。

阶层固化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阶层跃迁变得异常困难。比如，与1980年代相比，农村家庭的孩子通过教育实现向社会上层流动的成本越来越高，且动力越来越小。一些普通城市家庭的年轻人也时常抱怨说：“我真的很努力了，但是却不能出人头地。”

与“火箭提拔”一样备受公众质疑的就是公务员“萝卜招聘”现象。新华社旗下的《瞭望》杂志曾报道称，江西武宁县籍数名大学毕业生反映，该县近期考录一些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其中一个“硬性”条件就是限招正科级干部家属。

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仇富仇官，他们在心理上普遍具有很强烈的被剥夺感和反社会的情绪，这种社会情绪往往对社会具有破坏性。

社会学家、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李实接受界面采访时称，如果不想办法缩小贫富差距，改善阶层固化的现状，会严重影响低收入者对于政府和政策的认同，甚至会爆发某些社会矛盾和危机。

《人民日报》在31日的文章中写道，如何让向上流动的路畅通起来？从逻辑上讲，根本的手段是让规则变得公平起来。

上述文章指出，管住野蛮而任性的权力，让它退出它不该在的领域和场所，让各种形态的竞争失序、无序终结，人们在平等的规则下各放异彩。这与国家战略层面上的“依法治国”相吻合，法治是善治的根基，清明的社会环境，需要法治视野下的各安其位。

面对日益严重的阶层固化和贫富不均问题，新一届中央高层也正试图通过反腐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以及在收入分配、社会保障、教育和医疗等领域的深化改革来解决问题。

而李实认为，完善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对目前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他说：“进一步完善收入分配制度，能给社会底层提供各种机会，体现社会公平，也能够更好地促进消费。”

辛圆

作者: druid169 时间: 2016-3-31 10:17

中国富豪热衷剑桥学区房

英媒：诗歌或房产投资：中国爱上剑桥的动力是什么？

2016年03月23日 07:26:44 来源：环球时报

　　英国《卫报》3月22日文章，原题：诗歌或房产投资：中国爱上剑桥的动力是什么？

在剑桥大学国王学院后面的“学者草地”边躺着一块石碑，刻在石碑上的是徐志摩《再别康桥》的头两句和最后两句诗。31岁的徐志摩1928年再次来到曾经学习过的剑桥大学时，写下了这首诗。正在剑桥参观的北京刘女士说，“对熟知徐志摩人生的中国人来说，来这里很特别，这里是他曾经待过的地方。”

　　来剑桥参观的中国游客数量从2006年的11.5万飙升到2014年的33.6万。不过，中国人不仅来剑桥度假，还来这里投资。最新数据显示，2010年以来，剑桥的房价上涨50%，中国富人也乐于到剑桥捞一笔。房地产公司第一太平戴维斯公司估计，去年剑桥及附近村庄的新建房屋中，每20栋就有1栋被中国买家买走。该公司在剑桥的负责人梅耶说，“对中国买家来说，剑桥是个居住的好地方，同时也适合投资，主要动力是教育。多数中国买家和孩子一起来这里，他们试图让孩子融入剑桥社区和当地的学校，并希望以后他们能进入剑桥学习。”

　　几乎所有的中国孩子早早就知道剑桥大学的学术声誉，那些有钱的中国家长越来越倾向于花钱让孩子出国读书，希望孩子学成回国时在高度竞争的就业市场更有优势。(作者大卫·考克斯，任重译)

[责任编辑: 王蕙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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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人热衷海外学区房近6%剑桥房产被华人购买

2014-11-28 07:57:36 来源：和讯房产
　　

　　据《英国房产周刊》报道，作为英国南部伦敦、剑桥、牛津“科教文化金三角”之一的剑桥，因为过去七年来的房价增幅超出伦敦和牛津，而在房地产投资方面更具吸引力。最近几年，越来越多的华人将房地产投资的目光聚焦剑桥。

　　根据调查获悉，两三年来，整个剑桥房产中6%由华人购买，其中新房的华人买家接近两成，个别新建楼盘的房产有三分之一被包括当地居住的、来自中国国内以及世界各地的华人所购得。

　　大量华人购买剑桥学区房

　　“剑桥地区所有的房产都是学区房，”在剑桥居住经商多年的邓力铭先生说：“重视子女教育的华人对剑桥的房产格外青睐。”

　　根据英国2011年人口普查的结果显示，在英居住华人华裔总体上平均分布在英国各个城市，其中剑桥(Cambridge)与伦敦金融城(City of London)占据华人人口比例排行榜首，在当地总人口中占3.6%。华人安家立业的观念很强，因此在剑桥购房的比例也高。

　　“在剑桥，还有大量就读高中准备参加英国高考(A-level)或大学预科的中国学生，这些学生的父母往往也会考虑在剑桥买房，作为自住或投资，”邓力铭补充道。剑桥的优质学校，比如The Perse、St Marys、St Andrews、The Leys、Hills Road Sixth Form等学校，带动了周边房产，都是众多华人家庭青睐的区域。

　　某国际房地产顾问服务机构主管艾德米尔(Ed Meyer)在接受记者专访时称：“在剑桥的购房者中，很大一部分是来自伦敦的职业人士，他们要么是换工作到剑桥，要么是为了转换生活方式来剑桥居住，还有很大一部分是为了子女教育。”

　　谈到剑桥房产的吸引力，艾德米尔分析称，除了享誉世界的剑桥大学和城中的另外一所大学安格利亚鲁斯金大学(Anglia Ruskin University)的强大吸引力之外，剑桥还有很多聚集高素质高收入购房者的原因：“很大一部分购房者是剑桥的毕业生，无论是投资还是自住，来剑桥买房可谓贴切。另外的主要原因还有，从数百年的历史看，剑桥的房产投资收益相当可观，无论是自住房的升值，还是出租房的租金收益外加房价上涨，在英国都和伦敦并驾齐驱。除此，剑桥到伦敦市中心的交通便利，用时仅为一个小时，跟伦敦郊区居民的通勤时间差不多。”

　　新楼盘三分之一买家是华人

　　根据某房地产顾问机构的统计，2013年剑桥新完工的住宅为700套。华人买家购得剑桥新建住宅的比例远远超过10%。业内人士透露，在剑桥个别楼盘小区，华人买家的比例甚至达到三分之一。

　　“最近几年，越来越多在剑桥学习或工作的亚洲人士成为活跃买家，包括大量在剑桥从事科研教学工作，或在科技产业园区工作的华人买家，”艾德米尔分析道：“除了在本地工作的华人，从中国大陆、中国香港以及东南亚地区来的华人投资者也逐年增加。根据我们的统计，最近两三年里，剑桥房产的国际买家略高于23%，中国买家占所有买家的比例超过6%，再加上世界各地的华人买家，整个华人买家的比例将远高于6%。其中新建住宅的华人买家比例更高。”

　　剑桥房价上涨行情信心足

　　根据统计，过去7年里，剑桥的房价增幅超过包括伦敦在内的英国其他地区，剑桥的平均房价比2007年金融危机前的峰值时高出三分之一。截至10月底的过去一年里，剑桥房产的增幅为17.9%(平均增加值为5.3万英镑)，在全英国仅次于伦敦。

　　“未来四年内，剑桥的平均房价至少将上涨23%，”艾德米尔对记者说：“明年的增幅应该在5%到10%。如果经济形势没有大的变化，两位数的涨幅也是有可能的。”

　　“剑桥吸引的人才绝大多数是高收入的专业科技、研发、医疗、管理等方面的人才，”一名资深住宅销售顾问补充道，“国际大型医药企业AstraZeneca计划将全球研发总部搬迁到剑桥，至少能迁入或新创2000个高级岗位，这些都会带来刚性房产需求。”

（责任编辑：HO004）

个人评论：人家的儿女靠用钱铺路去剑桥镀金改变命运，你的儿女恐怕读书读到累死也没那样的机会。

作者: zch!@# 时间: 2016-5-25 02:27

这不是教育市场化的问题，而是一个哲学问题，一个人的行动是由思想引导的，建国后推翻了封建社会的神论以及儒释道各家学说。虽然建立了共产主义信仰，但是缺乏历史的沉淀，大家都无所敬畏，所以才什么都敢干，因为没有思想上的负担，神管不着，道管不了。人也就渐渐的没了底线

作者: mkdr523 时间: 2016-5-25 04:00

教育市场化的结果可以参照当下的某系的医院。
本帖很有价值。花了1个小时还没看完。
bosch的学徒制的培养机制很好，现在大学里确实缺少这样的实践机会，等毕业了再去实践浪费了好多时间，而且对兴趣的持续是个考验。

作者: 122519265 时间: 2016-5-25 09:58

现在的教育就是一个畸形的教育，金钱至上。小孩子去学校报名都要填写家长是做什么的收入是多少。现在的老师根本就没有以前80年代那个时候的老师负责任。现在的教育部可以取消了，他们做的每一项决策都是针对一下部分人，他们从来没有站在大局上来看待某一件事情，总是说人家印度多么多么的乱，多么多么的不好，今天我看了一个视频，讲的是一个印度十字路口行人是如何过马路的，看起来非常的乱可是他们都是非常有秩序的。要是中国出现这种情况只能是堵堵堵。都只考虑自己，从来都没有礼让这么一说。道德已经乜有底线了。中国出现的那些娱乐节目全部都是抄袭国外的，什么时候我们才能有属于自己的娱乐节目。

作者: ohc8828 时间: 2016-6-3 20:47

感触最深的是小时候学的好多科目都不知道是血来干嘛的。

作者: wayman01 时间: 2016-6-6 12:30

这篇文章的观点确实是很沉重现实。社会发展必须靠教育，现在这种教育体制、社会环境初步了大才、超才，对一个国家的前言水平也有影响。

作者: sniper999 时间: 2016-6-8 11:53

所谓“百年育人”，教育才是一个国家的未来，从目前市场化的模式来看，只会逼迫大量的人才为了更好的教育和公平环境移民他国，这是眼下教育的悲哀.....~

作者: daxiawoshisui 时间: 2016-6-8 21:42

中国教育为先，中国到处都有危险

作者: ygz1969 时间: 2017-4-24 12:56

教育市场化总比上级领导安排一个校长过来更好。指派的校长原则上只要对指派他的某某负责。对下面的人，特别是业务能力强的人，不打压已经不错了。至于学校搞得好不好跟他的个人利益有关系，但是这个关系有多重要只有哈哈了

作者: simonblwr 时间: 2017-5-6 17:59

说“中国教育改革的唯一出路：市场化”。这就是典型的放屁！这样教育将变成精英教育、富人教育。贫富分化阶层固化。中国社会将更加分裂。说这样的话人是被某个利益阶层收买的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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